看热闹，也想看点门道

陈克艰，1949年生于上海，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整理部工作。近年出了几本小册子：《拾荒者言》、《无

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正儿八经的“书评人”，但近多年来，为了应付考核填的“成果”表中，竟多半是书评文字，否则就连最起码的字数标准都不够。幸好单位领导比较宽容，学术规范执行得不是很严厉，我也就?着脸一次一次地蒙混过关了。所以会至此者，自己反省，除了这样那样的外因，生性喜欢看热闹是重要的内因。自我定性“不学而好学”；这“不学之好学”颇类于不会踢球的球迷，不会演戏的影迷，看热闹又免不了说三道四，发为文字，就成了“书评”。

最近几个月，又在看一场大热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刘先生对《红楼梦》的解说，想象丰富，表述精彩，内在逻辑性很强，非常吸引人。但刘先生自许他说的全套离奇故事，就是对曹雪芹家世和身世中实际发生过的事实的“考证”，我自始即很怀疑；而红学界人士与刘先生的争吵，又大多说的是无谓的气话。看热闹，也想看出点门道，于是去翻看各种抄本版本、资料编集和新老红学论著，越看越有趣，越看越来劲，几至于耽溺其中，不能自拔。

这样乱翻书，结果有二：一是心里比较清楚了，一是心里更加糊涂了。清楚的是，“红说”与“红学”之间有条界线。像刘心武先生的“红说”，除了一两点聪明偶得之处，是根本说不上考证的。历史考证确有其规范（不是“引文注出处”、“行文如公文”之类），就像研究物质结构的物理学有其规范一样；印度四大，中国五行，或者质量互变，无限可分等等说辞，再繁富再圆通，也不是物理学。然而，读《红楼梦》的人多，随意谈说《红楼梦》的人多，这正是《红楼梦》永久魅力和价值之证明。红说大天地，红学小世界；小世界的规范，自不必强加于大天地，二者本可以互存互补，和平共处。

糊涂的是，近百年来的红学考证，研究和讨论过那么多问题，除了个别论断因新出材料被排除外，几乎没有一个重要问题得到过客观、圆满、公认的解决。雪芹谁子？脂砚何人？雪芹卒于何年，寿数几何？曹家抄没回京归旗后是“中兴”还是“小康”？《红楼梦》的成书是“一稿多改”还是“二书合一”？后四十回是续补还是原有？续补则续补者是否高鹗？甚至《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异说，各持一说彼此攻难的又多为名家；撇开间或难免的意气之争，各说立论也都有理有据，符合规范。面对这种局面，作为读者该何去何从？以名气大小、权威高低为取舍标准吗？显然不行。所以说，红学有趣，红学也让人糊涂。

我想，我们外行的读者，在红学问题上如果不愿糊涂下去，至少自己心里有个清楚的结论，那就是被逼到非做“法官”的地步了。既是外行，却要对内行、专家甚至名家之间的争讼做法官，是不是狂妄？我说可以不是。譬如一件复杂的民事诉讼，对于它的原原本本、来龙去脉、利害关系，两造当事人才是真正的专家，法官则是外行，但法官可以在了解了案情的重要环节后，根据他所掌握的法理和法规做出判决。红学问题上各说纷歧，持说者有他的研究规范，读者则可以根据“评价规范”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鉴别其优劣。这“评价规范”属于通常所说的“方法论”，有点类似于法官判案的法理和法规。

方法论我20年前读过一些，也是为了看热闹，因为那时科学哲学、波普尔爵士正走红中国；看得多了，自以为也看出了些门道。讲方法论的人往往有个毛病，就是空讲，不应用于活生生的研究实例。就像毛主席批评过的，手里拿枝箭搓来搓去，空自赞叹“好箭好箭”，却不去射靶子。这次我想改改这个毛病，在红学问题的认识上，试着用一用方法论的有关原理和规则。

过去胡适先生特别喜欢联系红学讲“方法”，当然他讲的主要是研究方法。后来余英时先生也强调红学研究应该有“方法论自觉”，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命》等大文中对红学研究状况深致不满，认为红学应该有一个“范式转换”，从“曹学”考证转向以《红楼梦》文本和曹雪芹构思为主的研究。我的想用一用方法论，目的远为有限，只想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解答作些比较。以上是我近几个月读书和思考的一个大略；所谓思考，其实只是一些想头，能不能实现，尚在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