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重阳节，梁漱溟（左）93岁生日时，与长子梁培宽在紫竹院公园大门合影
“封笔之作”
我父亲接受艾恺教授的这
我父亲故去以来，关于他的传记类作品出了不少，可能有十种以上，大多数传记作者是努力呈现一个真实的梁漱溟，但也难免有不准确之处。还有个别用“演义”的方式来写，那就和事实出入更大。我想，这本书可以和以前那些传记作品参照着看，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我父亲。
另外，我想提一下汪东林写作的《梁漱溟问答录》。应该承认那本书有独特的贡献，但无可讳言，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失误与缺陷。实际上，正如汪东林同志自己指出的，那本书是用问答体写的传记，而人们“顾名思义”，误以为那本书是“访谈录”、“口述史”，这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比如关于冯友兰先生，我父亲确曾批评过冯先生，但后来了解到冯先生自己已做了检讨，所以也就谅解了冯先生。1985年12月24日，两人作了“最后一次会面”。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将二人最后一次会面误写成1974年的事，且说什么冯先生是悄悄地去见我父亲的，致使冯先生亲属有很大意见。好在此书第二版已对错误做了订正。我父亲曾在文章中写到：“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我觉得，两位老人之间曾一度将发生的“朋友不终”的“憾事”，终归还是得到了避免，这是令人欣慰的。
父子关系
父亲的子女只有我和弟弟两人。实际上，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多。特别是解放前，他要忙自己的事。比如在山东从事农村工作，虽也把我们接到农村去了，但我们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他和学生同吃同住，要在清晨与学生作朝会，时有出差，周末也很少回来。甚至在我记忆中，找不出小时候和他一起过春节的影子。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在香港，我们和他相距更远。我的生母1935年就过去了；我们先后寄住在姑姑、堂姐和表姑家里。升初中以后又终年住宿学校，因此，小时候我们兄弟俩和他接触谈话的机会并不多。我们知道他顾不上我们，也知道他所尽心尽力的事情不是为了他自己，也不是为了家。我们在亲戚家里，生活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觉得，我们父子之间一直有一种默契的“情可不言喻”，这是我父亲的话。情况就是如此。
他对我们从来不做具体的要求和指示。他认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要靠自觉，要自己拿主意。比如关于我的学习成绩，他从来没有查问过一次。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单他只看过一次。那是我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发一份通知单，说我地理考了59分，不及格，要我回校补考。我收到通知单的时候，他在旁边，我就递给他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还给了我。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考得不好，你自己清楚；以后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
1953年，他和毛主席发生冲突，后来受到批判，文革中也遭受了一些冲击。这段时间内，我们有时回去看看他，但也帮不了他什么，我们无能为力。文革后期，我和父亲也没有住在一起。那时，我父亲住在一个面积很小的两居室，我的继母还在，保姆也只能睡在过道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在一起生活。我们偶尔去看他一次，当天就回去。直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6年退休以后，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帮他处理一下来信，接待一下访客什么的。总的来说，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和父亲的关系从来没有不好过。
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系
有人怀疑，这本书里会有很多抱怨毛主席的话，出版时给删掉了。实际上，我父亲确实没有说。现在有录音光盘可以核对。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不太好理解。《毛选》第五卷里，毛主席把我父亲批得“体无完肤”；那不是一般的骂，而是对一个人彻底的否定。可从这本书可以看到，我父亲对毛主席评价还是很高的。另外，他这个人啊，也不会心口不一。他抱着儒家的做人态度，“反求诸己”：我有什么不对，我自己反省；对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是应由你考虑的事。我父亲后来自己检讨，1953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毛主席要“雅量”，让主席下不了台，是太过分、太冒犯了。但说他提意见是出于恶意，这一点从未接受。他就是这样，只检讨自己，对对方的对错一字不提。
再比如，周总理在1953年的会上批他，发言最长，话也说得特别重：梁某人一贯反动；参加国共和谈，你从来是站在国民党一边。那我父亲是不是做过有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共产党的事呢？可能也不是没有，那是认识有误。但我父亲是不是也做过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呢？当然也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共产党也不会与民盟、与我父亲合作。1946年，我父亲访问延安，毛主席就对他说：你是中间偏左。那时，我父亲其实就是希望推动国共合作，一起抗日，一起建国，并不是出于某一党派的利益，更不是为了他自己。周总理说我父亲在和谈中偏向国民党，是想升官发财。这冤枉了他。人家说他政治上反动，他也许还可以不说什么，但“升官发财”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他绝对受不了。据说，当他听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他就说：“笑话！笑话！”他说：我升官发财的机会多得很，要想的话，早就官也有了，财也发了。不过，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影响对周总理的看法，他对周总理的评价超乎寻常地高，认为他是一个“完人”。这是因为，他认可总理的人格。人家要问他，周总理说你想升官发财，你同意吗？不同意。周总理说错了吗？说错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改变对周总理根本的看法。
他臧否人物，首先看其人品。比如，他说，一般人都看重诸葛亮神机妙算、才智过人、搞出了木牛流马什么的，他认为这些都在其次。他认为，诸葛亮所不可及的“乃在其虚怀”，“勤求己过”。道德修养始终是他最注意的问题。还有他对梁启超、康有为的评价，都类同于此。
文革中的故事
文革中间，他也吃了很多苦头。被抄家，房子也给占过，但和艾恺教授谈到时，他也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人家占了房子的时候，他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他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这些他都没有对艾恺教授讲。甚至，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后来“批林批孔”，政协开会，人家骂他很多难听的话，他自然不好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自我检讨：自己修养不够，为什么人家说点儿什么，我就睡不好觉呢？他也并非是逆来顺受之人。有一次，人家骂他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即给领导写信说：对这种言论再不制止，今后将拒绝出席会议。人非木石，人家说成那样，自己一点儿不疼，肯定也是不可能的。但总的来说，我的父亲心胸比较宽广。最关键的是，他认识到自己有自己的使命，晚年他要完成他的著作，而外界对他的干扰都是次要的，他可以不加理会。所以晚年时，他跟艾恺教授讲，写完《人生与人心》，“心愿已了”，“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死生都无所谓了。
成败得失，任人评说
有人问我父亲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很难说。因我无此学识。记得我父亲去世后，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这个对联是我的儿子写的；他也没和我商量，事前我不知道。当时追悼活动的组织者不同意挂，我儿子则坚持要挂，可能因为觉得争起来也不好，组织者后来还是默许了。
我父亲从事乡村工作，后来因日军入侵中断；抗战中及日本投降后，奔走于国共之间，本希望争取一个和平建国的局面，也无积极的结果；1953年，受到打击，从此淡出政治；他的思想可能也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今天的社会……所以，有人说，我父亲是一个失败的思想家、失败的社会活动家！我以为，我父亲确遭受过许多失败与挫折，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所思考的一些结果，其中有值得后人研究的东西，并非毫无价值可言。而更应指出的是，他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也许是很多人所不及的。父亲辛苦数十年，留下了些什么呢？只有留待后人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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