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伍迪・艾伦在戛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法国人之所以喜欢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把我当作了知识分子，因为我戴着眼镜；第二是把我当成了艺术家，因为我的电影不赚钱。”这段说辞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品牌时代。
现在上海也跟香港似的，满世界品牌。报纸上经常有人批评年轻人过分恋慕品牌
我想说的是，热爱品牌不是罪。我相信，多数的左派人士在写文章揭露“品牌本质”时，身上穿着的正是名牌衣服，出入的也是名牌场所；即便不是，他们小时候一定也有过哭着闹着要父母去把篮球鞋换成白球鞋的时候；青春岁月，也一定忙着做过喇叭裤，搞过飞机头，费尽心思弄件牛仔衣穿穿。只不过，隔着时间的光阴，“白球鞋”也好，“飞机头”也好，在他们的笔下，都成了往日情怀成了岁月心跳。
也许是，在“白球鞋”和“飞机头”上，资本的组合还比较纯洁；但是，当不那么单纯的资本共谋于现在的很多品牌商品时，购买品牌似乎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帮凶了，因此，品牌族在面临“头脑简单”的智力问题时，还惹上了道德水平问题。
我们这一代无法避免地在品牌中成长起来，在还没有搞清资本、资本家、资产阶级的“罪恶本质”时，就已经向资产阶级的隐秘魅力缴械了。没有品牌，真不知道日子如何继续。地中海阳光，伦敦雨，纽约SO鄄HO，巴黎香风，这些异域名词有效地向我们传销了另一种生活的风格和姿态。
其实，品牌对我们的最初勾引，真是和当年的“飞机头”没什么两样；而隔上五十年，回忆起当年买Esprit，购佐丹奴的经验，也可以勾勒出一代人的火热青春。
（摘自《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毛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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