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这门伟大的艺术，是已经死亡，还是正在中兴？
苏珊・桑塔格十年前的断语，今天读来，是否还有意义呢？
苏珊・桑塔
格 摄影：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苏珊・桑塔格出现在伍迪・艾伦1983年的电影《变色龙》（Zelig）的开头，她着一件青碎花上衣，逆光坐在某扇窗前，前额上方一缕白毛，横生于满头浓密的黑发之间，让人联想到一条杂色的宠物狗。她开口说道：“想到他像林德伯格一样有名，不免令人吃惊……”
接下来出镜的是有名的左派批评家欧文・豪和大作家索尔・贝娄。他们和桑塔格一样，在艾伦貌似纪录片的荒诞喜剧中扮演自己，为的是证明一个虚构的疯子确曾在美国历史上出现。
豪于1993年过世。桑塔格和贝娄则脚跟脚地，在2004年12月至转年4月的五个月内，先后死去。艾伦活着，在享受万民景仰的同时，还在一部接一部地拍片，但是当年那种随意和喧闹的可爱风格，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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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可谓轰轰烈烈，伴随着走马灯似的颁奖、授勋，对市场化义无反顾的赞扬，以及空洞乏味的大小晚会和耗资空前的音乐剧演，使得人们已难分清“纪念”和“狂欢”的区别。只有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像是在为另一种电影唱着一周一次的哀歌。
十年前，欧洲也在纪念电影的百岁诞辰，苏珊・桑塔格在《法兰克福评论报》撰文，题《电影一百年》，宣称这门伟大的艺术已经日暮途穷。文章于第二年2月，在《纽约时报》重刊，标题改为更具煽动性的《电影的衰亡》。她开宗明义，写道：“电影的100年好似生命的轮回：有必然的降生，稳步积聚的光荣，也有肇始于最后十年的耻辱的、无法避免的衰落。”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世界（would-be capitalist world），电影生产的规则，已变得纯粹出于娱乐（亦即商业）之目的。但“也许，这不是电影的死亡，而仅仅是电影痴（cinephilia）的终结。”她说。
桑塔格以“电影痴”这个词，来形容被电影激起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爱。电影是这样一种艺术：具有骨子里的现代气息，特有的易于接受性，既是诗意的、神秘的，同时也是色情的和卫道的。对电影痴而言，电影好比宗教，好比十字军的征伐，又浓缩一切，令人忘我地把自己的人生和艺术经验投入其中――“电影是艺术之书，同时也是生活之书。”
然而现在，它已被电视机所“绑架”。年轻一代中，已几乎找不到过去那种对电影有特殊的、不妥协口味的人，电影痴们自己也被视作老旧的怪物，在电影高度工业化的时代，已没有电影痴的位置。“如果电影痴死了，电影便也死去……不管再拍出多少电影，即便是绝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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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生前发表的电影评论，不过区区十数篇，《电影的衰亡》是告别之作。在中文译作中，以她的《反对阐释》一书所收最多――书中的第四部分，有论及布勒松、戈达尔和雷乃等人，以及科幻电影和色情片的六篇文章。它们不是简单的影评，每一篇都旁征博引，足够精密和复杂，充满了她在美国被人屡遭嘲讽的所谓“法国腔调”。
你也可以注意到，她所推崇的导演，几乎没有美国人，对大红大紫、在欧洲也不乏拥趸的科波拉、斯皮尔伯格、斯科塞斯等人，她视而不见。相反，对莱妮・里芬斯塔尔高妙的电影语言与极权主义宣传的结合，却大发宏论。而能够进入桑塔格慧眼的，仍以法国导演为最多，亦兼爱于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伯格曼、西贝尔伯格（Hans Jurgen Syberberg）和黑泽明，日后则有索科洛夫、阿巴斯，以及台湾的侯孝贤和杨德昌。当然，小津安二郎绝对是她的最爱之一，小津的《东京物语》，她前前后后看了不下30遍。
她真正是电影痴的代表，一生阅片无数，咽气前的那一周，几乎每天照旧去影院观片。这是她那个时代纽约知识分子的典型生活，在伍迪・艾伦的名片《曼哈顿》里，对此多有描写，尽管是以一种自嘲的方式。
《论摄影》谈得虽然是静态的照片，但其中有一章忽然岔开去，谈到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2004年秋天，北京举办安东尼奥尼回顾展，在终于看到这部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当晚，我又找出《论摄影》里的这一段重读，它多少有些答疑解惑的作用吧：
“在中国，拍摄照片总是一种仪式；它总要包括摆好姿势而且还必须要征得同意……中国人拒绝对现实的摄影割裂。特写不为人所采用。即使是博物馆里出售的古迹和艺术品明信片也不表现局部；拍摄对象总是正面对着照相机，处于中间，沐浴在静止的光线之中，而且是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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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桑塔格都是个大票友，她不仅看电影，评电影，也演了电影，拍过电影。除了前面提到的《变色龙》之外，31岁那年（额头那缕白毛还未出现），她还在安迪・沃霍尔的一部实验影片里出镜，坐着，羞涩地微笑，看上看下，不过没有台词。
当她终于按捺不住，身体力行地去拍片时，却遭到了失败。这样的经历不是一次，而是三或四次。
2005年9月，大卫・丹比在《纽约客》的一篇长文中，历数了桑塔格所拍的这四部影片。最早是1960年代末，瑞典的Sandrews电影公司，请桑塔格出面，用瑞典的演职员，拍了两部故事片，分别是1969年的《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以及1971年的《兄弟卡尔》（Brother Carl），主题是权力、统治和性欲的恣意妄为。“在这些幽闭于斗室的场景中，剧中人一堆堆的，互相进行着性折磨，又行尸走肉般，在斯德哥尔摩一幢公寓，或是一座半荒之岛死寂的气氛中走来走去，”丹比写道，“桑塔格说她想创造出‘焦虑感’，然而，对观众来说，这种焦虑主要是由她的缺乏技巧而引起的。”
这两部电影的惨败可想而知。1983年，她拍摄的另一部影片《没有向导的旅程》（Unguided Tour），也没好到哪里去。影片的大部分画面，是威尼斯的美景，伴随着喃喃絮语，女主人公事不关己地在城中荡来荡去，这一回，让人不堪忍受的是桑塔格幽默感的缺乏。
1973年10月，阿以赎罪日战争结束的当口，她带领一个摄制组抵达以色列，由此产生出一部名为《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s）的纪录片。丹比写道，桑塔格在沙漠中拍到了很多静态的画面，如遍布弹孔，燃烧殆尽的坦克残骸，破败的遗尸，碎裂的鞋，她赋予这些画面以道德意义和历史灾难感，或许这才是她在电影制作领域的正确方向。
十年前，在《电影的衰亡》一文最后，桑塔格写道：“电影若要重生，必得经由一种新型影迷（cine-love）的出现。”这“新型影迷”的标准是什么，她没有说。但她一定认为自己不是，她属于已死的那一代。
我们呢？
写完这最后一笔，已到1月16日凌晨，正是苏珊・桑塔格的生日。纪念她，为她爱知爱智、爱电影的一生。
参考篇目：
The Decay of Cinema,by Susan Sontag,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25,1996
《论摄影》，苏珊・桑塔格著，艾红华、毛建雄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7月
《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The Moviegoer:Susan Sontag's Life in Film,by David Denby,The New Yorker,September 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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