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动乱中，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里度过的。在那个称为“向阳山”的小山头上，集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等各单位，也聚齐了一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那时他们是以“落难精神贵族”的身份出现的，有冯雪峰、楼适夷、郭小川、严文井、绿原等大批著名
文人。萧老当然也在其中。可由于历史强加给他的政治桎梏，他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正是这样，他的生存环境很艰难，除了在沉重的劳动中挣扎，还要时不时挨军代表的训斥，遭受革命群众的白眼。在我这个孩子的眼中，他总是沉默寡言的，每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每一举手投足都惟恐会招引到什么灾祸。还记得，有一次收工归来，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洗澡，然后卧在岸边晒太阳，萧老也许是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惬意，他抚摸着自己裸露的胸脯，对我说：“我想起英国的海滩，在海里游泳后躺在沙滩上，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我当时不知萧老的经历，好奇地问：“你去过英国？是什么时候？”他答一句：“三四十年代喽……”突然他的脸上出现窘迫的神情，甚至还很惶恐，立刻又问他的儿子萧桐去哪里了？萧桐就在近旁游泳，他只不过是故意把话岔开。后来，晚上回家，我向父母叙述了这个情景，父亲施咸荣很严肃地告诉我，绝对不要将此事向任何人说了。我幼小的心灵甚至还有过疑惑，只讲这一句话又何至于那么可怕？我哪里知道，由于萧老的艰难处境，倘若此事流传出去，或者有哪一个人将萧老的话汇报到上面，他极有可能又会遭受一顿凶猛的批斗。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直至今日，我的记忆里还能清晰地呈现出萧老那张神色惊慌的脸庞。我曾对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几位学者朋友说过，我们对那些老一辈的作家们其实还是缺乏深刻认识的，只是过于理性地总结他们的作品、见解和思想，但我们未必理解他们的那颗饱受煎熬的灵魂。在时代的狂风暴雨袭击下，那些灵魂是复杂的，也是痛苦和矛盾的。当今之世，我们大谈那个时代人们灵与肉的冲突，评论他们的精神苦难，可是，我们对这种苦难的真正蕴含，又能有多少深入理解？或许，我们这些后代晚生对他们的苛责还是太多，而体谅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