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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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挂毯，藏于卢浮宫。描绘法国传教士给康熙讲解天文学的情景。 | 康熙皇帝 |
论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必然绕不过16-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们，他们是历史上最早到中国、亲眼看中国的一批西方人。他们的书信文章被编辑成《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在法国出版，曾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囿于语言的限制，近三百年来，真正读过《书简集》的中国人屈指可数。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对耶稣会士的研究也只能转抄二手资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数位学者历时近十年的努力，《书简集》六卷中译本终于全部面世了。
《书简集》收录了152件作品，还有20份综述、说明、概述、回忆录以及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分别出自葡、西、意、法、德等国数十位耶稣会士之手。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793年钱德明去世，近三百年来耶稣会士对中国不同于自己家乡的哲学宗教、政治外交、历史地理、天文仪象、民风习俗、物产工艺、语言文字、舆地交通、科技医学、伦理道德等都有描述和研究，不仅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乃至东方的第一手资料和主要参考文献，而且这些“现场报道”留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纪实描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出自法国。
17世纪中叶，法国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欧洲强国，路易十四极欲改变法国在远东的弱势地位，开辟与远东的经济贸易，决定直接向中国派遣耶稣会士，1685年，精心挑选的六名“国王的科学家”，带着科学仪器、礼品、年金和国王下达的“改进科学和艺术”的敕令来到中国，身兼传教、科学考察和打破葡萄牙“保教权”以弘扬法国国威的三大使命。这件事被戴密微当作法国汉学创立的标志。
书简集反映出，法籍耶稣会士具有科学素养优势，出入宫廷，结交士人，受到了中法双方高层的重视。在中国，张诚和白晋被留在宫中为康熙帝讲授几何和人体解剖学；1689年，张诚奉旨参加了中俄尼布楚谈判及签约；1693年，康熙帝患疟疾，御医束手无策，却被洪若翰、刘应用奎宁治好了。康熙病愈后将原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王府赐给他们，后又批准他们在受赐土地上建天主教堂，甚至拨给银两和材料，命工部帮助建造。同年6月，钦命白晋返欧招募传教士来华服务。康熙此举值得重视：此前，传教士来华皆属自动行为，而这一次却是中方主动招募。
在法国境内，路易十四和权威科研机构――法兰西科学院对传回来的中国信息十分关注，耶稣会士的部分书信在法国杂志上刊登，《耶稣会士书简集》先后出版了34册，提供了一面洞察中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洋镜”，风行一时，掀起了中国热的狂潮，中国成为法国最大的时髦。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法国宫廷采用中国节庆仪式度过；1756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的“籍田大礼”举行了农耕礼仪；路易十六也于1768年在凡尔赛上演了类似的一幕。
除了介绍，耶稣会士还兼评析和研究中国文化，翻译中国的典籍文献，介绍诸子百家学说，刺激了欧洲本土对中国的研究，实际上开创了汉学研究。巴黎成为18世纪的“汉学之都”，1814年法兰西科学院创设汉学讲座，汉学从此进入科学化、规范化的研究阶段，即现代汉学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士虽奠定了19世纪西方汉学的基础，但也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他们多集中于北京，且在宫廷服务，而皇室交往的主要用语是满语而非汉语。康熙学习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与哲学等课程，都是耶稣会士用满文讲授的。康熙曾鼓励张诚和白晋学满文，专门给他们请老师，甚至考试他们。因此，在华法籍耶稣会士的满文素养很高，汉语则茫然无知。1723年巴多明神父曾把欧洲的解剖学著作、医学大全、物理学著作翻译成满文。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1710-1721年间，巴多名奉旨把大量鞑靼文译成欧洲文字，又把法文、拉丁文、葡文和意文译成鞑靼文（。冯秉正也是先把《通鉴纲目》译成满文，再转译成法文、拉丁文。可以说，满文是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是19世纪前期欧洲本土汉学的入门课，法兰西科学院汉学讲座的全称就是“汉学与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钱德明编著有《满法语法》及《鞑靼、满洲语语法》，却没有一本中文辞典和语法书。汉语文献直接被翻译成各种西文，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由新教传教士完成的。
书简集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历史的偏见和误解，比如从利玛窦入华到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并不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1740年巴多明神父已经就欧洲流行的“中国文明发源于埃及”观点表示了反对，但是20世纪来华西人依旧重复“中国的文字很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代”的论调。自大航海以来，西方主动关注中国，政要每每叮嘱前往远东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注意收集中国信息。1508年葡萄牙国王要求远征东方的司令“侦察一切有关中国的情报”，并提出20个具体问题，1689年莱布尼茨向耶稣会士闵明我提了30个问题，1847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创始人斯当东寄信给香港总督德庇时，问了33个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是重复的。16世纪葡萄牙极欲了解的情况，19世纪中叶英国还未知道，说明15世纪以来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之成果没有真正传承下去。是遗忘还是忽略？
书简集澄清的另一个事实是，满清政府并不像历来史家严厉批评的那样闭关守国和夜郎自大，中国皇帝与士大夫对遥远的欧洲充满了好奇，主动向耶稣会士了解西方的情况。康熙积极学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认真听白晋讲解法国的君主制度，曾就欧洲的人口和房屋建筑发表自己的见解。乾隆向蒋友仁咨询欧洲信息的内容涉及政治制度、外交关系、军队装备、殖民情况、风俗宗教、河道测量、航海技术、地图绘制、天体运行、机械物理等，并对其不流畅的讲解表现出很强的耐心。此外，一些大臣对法国比较赞赏，认为法国是欧洲的中国。
最后，从书简集可以看到，从“国王的数学家”来华至耶稣会在京被解散这段时期，主宰中国社稷的是康、雍、乾三代皇帝，而居法国庙堂之高的是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代国王。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正处巅峰，而同期的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趋极限，盛极而衰直至败相毕露，启蒙运动勃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暴迫在眉睫。东方的皇帝怡然自乐而西方的国王焦头烂额，法国钦慕中国之至，而半个世纪后，东西方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颠倒。书简集为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反差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细节文本资料。后人观之，不免感慨系之。
（《耶稣会士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平装本前三卷72.00元，后三卷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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