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来的鲁迅研究，在经历了低潮和“边缘化”以后，渐渐
去年底和今年初，分别在北京和汕头举办的两次有关左翼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证明鲁迅仍然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鲁迅作为文化学术资源在很多大学受到高度关注。例如，青岛大学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十种里，有六种与鲁迅有关（郑欣淼《鲁迅与宗教文化》、徐鹏绪《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魏韶华《“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张芸《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西方文化》等）。而研究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流史，更离不开鲁迅，2005年举办了两次中韩鲁迅研究对话国际讨论会，出版了《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全面集中展示了韩国鲁迅研究的优秀成果，这样有意识地总结域外一个国家的鲁迅研究，借此推动两国文化学术交流，尚属首次。也提醒我们，鲁迅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应忽视。而在鲁迅留学过的仙台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也标示着日本研究界对鲁迅这个老话题的新的解读。新出版的《鲁迅与仙台》（日本东北大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全面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并努力开拓新的领域。这种以鲁迅为文化交流的契机和资源的活动在今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当会更多，因为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表面上看起来苍白无力的文学往往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正如鲁迅所说，人类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而最平正的道路，要用文艺来沟通。
鲁迅一代人曾激烈反传统，但不妨碍这个传统的精华，连同反对者的新的诠释，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在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方面，《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田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侧重“狂人”类型士人与鲁迅的精神联系，确认了士人文化品格中的恒久价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长并且真正读点儿鲁迅的，都会有耳目一新之感，都能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个比喻也许不恰当：鲁迅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一次壮美的大潮――就如天下闻名的浙江潮一样；鲁迅不仅是激烈的批判者，他还有温和的一面，正如一本专著的书名所标示，他是“中国的‘温和的尼采’”（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英文版）。而《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描述的是作家鲁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鲁迅面临升降、养家、应酬等等所谓“俗事”，一面还要创作并校勘古籍，这些同他后来被不无夸张地描绘成的横眉冷对的形象不同。过去只是在研究鲁迅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时揭示一下他的矛盾心态，就如《狂人日记》中写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矣”表现了在思想激烈斗争中生活的常态和连续性。实际上，鲁迅的思想自始至终有其复杂性，正因为如此，他的文本和人生道路才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文化思想资源的宝藏。说到鲁迅的激烈性，不能不提到胡适。胡适与鲁迅的比较，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题目。2005年还召开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分析和比较现代文化人走过的不同道路，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历史和现状，汲取经验和教训。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出版），梳理了中国文化界几次大的争论，论述了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两大文化阵营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作者反感于鲁迅研究界长期以来的过度诠释及稀释，提出还原历史和鲁迅真面目的主张。不过，虽然这些现象在鲁迅研究界的确存在，但这样的批评已不新鲜。思想进步和学术深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关键在于寻找更多的方法，充分利用鲁迅和胡适等先贤的思想成果。作者开出的方子――“少不读鲁迅”――却又隐隐约约受了鲁迅反传统过激言论的影响。如果少不读的话，鲁迅的遗产如何继承？因此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怎样让青少年接近并亲近文化经典，无论是颂读《论语》、《孟子》，还是阅读《阿Q正传》？这就不仅仅是现实问题，更是关乎中国文化长远发展的大问题了。从这个角度说，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退休后到中学课堂上讲授鲁迅著作和思想，委实是令人钦佩而且欢欣鼓舞的举动。
追求既高速又稳健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自然会出现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而有些问题正是鲁迅一代人曾经为之苦恼和焦虑的。鲁迅一生致力于思考和呼吁社会公正，他晚年左倾，绝非如有些人所说是受了蒙蔽；至于一些判断失误，自有其复杂的原因。如果不考虑当时的环境，一味苛责前人，则很容易导致新的偏激或错误。
面临着转型和复兴的中国文化，需要有鲁迅这样既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基，又吸收了丰富的外国文化营养的先哲为榜样。未来的鲁迅研究将会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鲁迅遗产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领域里取得新的成果。2006年正值鲁迅诞辰125周年和逝世70周年，我们更有理由充满这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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