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仙台时与同宿舍的人合影（左上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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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照片及照片背面的字（1906年） | 《惜别》/（日）太宰治著/于小植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24元 |
《惜别》中译本的面世在2006年年初。正是在100年前的1906年初春，青年鲁迅带着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投身文学事业。而在《惜别》构思阶段的1944年3月，作者太宰治曾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提交《〈惜别〉之意图》一文，他在文中表示希望即将创作的《惜别》能够被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阅读。可惜，在太宰治自杀之前，《惜别》被翻译为中文的条件并不具备。现在，60余年过去之后，《惜别》中译本出版，太宰治九泉之下有知亦应感到欣慰。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国，除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人们，他似乎少为人知。堤重久的《恋爱与革命・太宰治评传》（讲谈社1973）和细谷博的《太宰治》（岩波书店1998）都是深入浅出的太宰治入门书，但尚无中译本。1909年，太宰治出生在日本东北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太宰治早熟、多愁善感，1923至1927年在青森中学读书期间即立志于文学创作，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星座》、《蜃楼》等同人杂志。1930年春太宰治离开故乡到达东京，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的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与艺妓恋爱，这种“堕落”导致了1930年10月的“分家除籍”（家庭与之断绝关系）。1929年12月和1930年11月，刚过20岁的太宰治两次自杀，均未遂。对于太宰治来说，自杀未遂表明的并非胆怯，而是死亡的艰难。第二次是在东京郊外的海边与银座咖啡店19岁的女招待一起情死，女招待身亡，太宰治却侥幸获救，于是被警察以“帮助自杀”的罪名进行审讯。因为此类原因，“太宰治”这一笔名（1933年开始使用）的来源之一被研究者解释为“太宰”与“堕罪”的谐音（日语读音均为dazai）。“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阳》的主人公和子这样认为。实际上此言也是太宰治的心声。为了从“恋爱与革命”的烦恼中解脱，太宰治最后依然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东京西郊与情人山崎富荣投河自尽。自杀之前，他在山崎富荣的房间里给妻子留下遗书、手稿，给孩子留下玩具，给朋友留下临别赠言，他与山崎富荣两个人的照片前还供着香火。好像是自杀得从容且有些浪漫。时值梅雨季节，搜寻困难重重，直到六天之后，两个人的遗体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被发现。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的生日。
太宰治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3月发表短篇小说《鱼服记》算起仅有18年，但却留下了《富岳百景》、《右大臣实朝》、《津轻》、《斜阳》、《人间失格》等名作。其作品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记述，大都具有独特的构思和别致的语言形式，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1947年《斜阳》的出版甚至在日本社会促成了“斜阳族”的诞生。与上述名作相比，战争末期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不仅内容令人生疑，艺术表现也显得粗糙。显然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惜别》在日本学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被收入筑摩书房1977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我强调《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这部作品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将鲁迅的复杂性、太宰治本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与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构成了奇特的关系，具有多侧面的认识价值。
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使鲁迅成为“东亚的”（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文豪，对鲁迅的认识构成了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一部分，并且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的一部分。竹内好（1910－1977）是现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也是现代日本研究鲁迅的第一人。1943年，他怀着近于写遗书的心境撰写了研究著作《鲁迅》，完稿之后即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竹内好阐释的鲁迅则被称之为“竹内鲁迅”。《鲁迅》出版于1944年，那正是太宰治的《惜别》出版的前一年。恰恰是这位竹内好，在《〈藤野先生〉》（1946）、《花鸟风月》（1956）等文章中对《惜别》进行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歪曲了鲁迅，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太宰治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借用“竹内鲁迅”的命名方式，我把太宰治理解和想象的鲁迅称之为“太宰鲁迅”。无论是“竹内鲁迅”还是“太宰鲁迅”，都不仅仅是本体意义上的鲁迅，而是被特定的主体相对化的鲁迅。作为概念它们均具有二重主体性。以《鲁迅》为代表的“竹内鲁迅”和以《惜别》为代表的“太宰鲁迅”哪一个更接近鲁迅本身？――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差异本身。这差异有可能是鲁迅内部差异的对象化，同时也是日本内部的差异。在此意义上，将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对照阅读是必要的。换言之，读过《鲁迅》的人应当读这本《惜别》。好在竹内好的《鲁迅》已经有两种中文译本出版。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与曾经留学中国、懂汉语、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竹内好相比，作家太宰治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太宰的中国观、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处于竹内好之下。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但“习以为常”也有可能造成偏见与钝感。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此种更为纯粹的日本人的眼对鲁迅、对中国的观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另一层真实性。毕竟，在日本国民中中国研究者是少数，而更多不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人同样在“想象”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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