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只有私家藏书，没有公益性的图书馆机构之前，寻常人家的学子往往是通过街头的书摊、坊间的书铺和都市间的书店来求知进学的。
北平学
即使在现代有了图书馆以后，由于典藏管理制度的种种限制，一般读书人坚持自己淘书、访书、买书的，也大有人在。范用先生在《买书琐记》的前言中就曾说：“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上书店，架上桌下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华夏大地虽然换了人间。但是集中在首都工作和生活的知识分子仍然沐浴着“北平文化古城”的惯性氛围，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在精神生活上，感觉还是比较舒服惬意的。当然随着旧书业整体的“公私合营”，后来的“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成为了“明日黄花”。1974年春，何其芳受方敬的委托，替他在北京中国书店的门市部留心购买几个特定类别的旧书。他发现，自从私营旧书业“合并”成为地方国营中国书店以后，已经是很难碰到一次性出售章士钊、盛澄华等名家老屋中散出旧书这样的“盛况”了。
在“公私合营”以前，那些“老板”也好“伙计”也好，都是要从熟读《书目答问》起步，而且据说小学徒开铺门以后的第一件业务上的事，就是把昨天掸过的线装书再一册一函地掸上一遍――其作用是为了把藏在线装书叶和函套中的蠹鱼赶跑，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天长日久的一遍遍重复，使得伙计对于何书在何架，有无函套，一函几册，全抑或残，乃至何人题签，毛边纸还是白棉纸等等信息，了然胸中，熟在口边，这样的坊友是可聊的，何况他还有一肚皮走南闯北、串家过户的访书传奇、收书故事呢！有心的坊贾，还在书里书外忙活之余，做了文章著成了书呢！
欲求而不得，这就为书坊的经营提供了市场空间，于是职业性贩书的书贾得以见缝插针，由小而大地把这一行做了起来，甚至一度做得很辉煌。我生也晚，但还是有幸与最后一代坊友有过一点浅浅的交往，那就是雷梦水先生。
话说1988年我主持翻译的《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与校点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合刊本在辽宁人民出版社问世后，觉着有关孙殿起等一些史实仍有向方家求教的必要，于是就寄赠了一册书给雷先生，他在1986年12月14日给我回了函，临末关照一语：“吾兄日后需用何书或委办何事，不妨来函，吾当即照办不误。”这一句附言式的话该就是“坊友本色”了吧？有此一语，所以才有了我后来计划校点乡先辈潘承厚先生（1904-1943年）编纂的《明清藏书家尺牍》时，因借阅不方便，就前往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一面缘。
那天我到海王村寻他，走进小楼一层，记得正对楼门有一间大屋子，书架旁边有一张桌面向外的书桌，坐着一位土头土脑的老先生，穿着一身中国书店店员那时通行的蓝布制服。我走上去问过，老者站起身来应道：“我就是，我就是。”
话语间我顿时热络起来，可是他似乎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古旧书之外他并没有更多的话可说。记得他当时还热情地介绍了架子摆出来的好几种线装书，我呢，一则那时囊中羞涩，根本没有任何购买力可言；二则读过了图书馆学专业那些“死书”后“食而未化”，当时在观念上觉得无论什么书，都可以到图书馆借阅得到，所以根本没有把他的推荐朝自己的心里放。
虽然《明清藏书家尺牍》最终未能买成，但因此而与雷先生有了一回浅浅的交道，使我切身体会到了坊友忠于职事、信于顾客的那点厂贾遗风。我想，正是这种“忠信”品质，才使得琉璃厂旧书业由小而大，并曾经做成了这个歆动中外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产业。
曾几何时，雷先生已经成为坊间“学人型书贾”的一个精神象征了。当古老的线装书流传稀少至为凤毛麟角的那一天，“人们还会记得他吗？”经过历史天空的反反复复，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这一句：“时代不同了，‘雷梦水’还会有么？” （此文选摘自《旧时书坊》后记，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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