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私人办学的真正开创者。他创建的学校，没有院墙，没有篱笆，没有门卫，更没有高大雄伟的建筑，甚至没有固定的讲堂，向全社会完全开放，与外界没有一点屏障。正因孔子讲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因
孔子的学校，不用注册，没有升级考试，“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校不是幼稚园，他不可能给每位学生烧水做饭，帮其束装打扮，只有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未尝无诲焉”，这是进入孔子学校的唯一标准。在孔门中，有富人，也有贫者；有贵族子弟，也有贱人之子；有住在国都的城里人，也有郊野之人。他的学校向所有人敞开，不问出身，遑论贵贱？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据说弟子有三千之众，贤者也有七十之多，像颜路、颜渊父子等等是穷人，子贡等是富人；仲弓、伯牛、子张等是贱人，而孟懿子、南宫敬叔是贵族之子。“有教无类”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宗旨。
“有教无类”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家学说的本质。“有教无类”的涵义不是某些特定阶层、特定集团、特定群体的人可教，而是人人可教。人人可教即人人可学，人人可学即大众之学。人人可学实际上也是人人可行、可知，能行、能知之学。孔学即是人人可行可学、能行能学之学。孔子之教不过文、行、忠、信，不过诗、书、礼、乐，落实下来不过“入则孝，出则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等，谁人不能知之？谁人不能学之？又有谁人不能行之？关键在于自己愿学不愿学、愿行不愿行，这不就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真意吗？
“有教无类”不是某部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孔子教导人的，不是如何挣大钱、发大财、当大官，而是人如何才称得上是人，怎样才能算作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孔子告诉我们做人比发财更根本、更基础、更富有根源性。要做人，就要修己。现实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东西，有许多贪欲、偏执、矫情，这些东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偏离了生活的常态，难道不需要“修”吗？不需要“理”吗？修己就是修理自己，打点自己，使自己心态、行为由不正归于正，这里并没有远离生活常态的更高深、更玄远的东西。修己何分阶级，何分富贵贫贱，何分男女老幼，而是人人应为能为，能知可知的事情。孔子儒学的意义就在于将礼乐教化不分族类、不分老少向所有人敞开，实践“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虽说是讲人人可教，然而，在这里“教”毕竟是主动的，而“类”是被动的，此语告诉我们，教者需有愿教爱教之心。孔子认为自己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正是“教不倦”，使孔子与隐者区别开来。孔子有这种愿教爱教的仁心，他不会像楚狂接舆那样，如疯如颠，一路浩歌，隐于市朝；也不会像荷?丈人那样，欲洁其身而放弃社会责任；而面对隐者长沮、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之”的发问，孔子明确回答：“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人不能与鸟兽同群共处，人不与人打交道，解决人的问题，而逃避现实，回避问题，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两汉以下，儒学实现了由平民儒学、大众儒学向官方儒学的转化和跨越，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沦丧了。自汉以后，直到民国，儒学一直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由民间进入宫廷，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使形形色色的读书人投入到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中，对于推动儒学研究与发展尤其是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儒学成为知识阶层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之后，与大众、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失去了原始儒家的生气与活力。儒学越来越经院化与玄学化，由人人可学，人人可行之学越来越成为知识阶层的专门之学。经师文士，或皓首穷经，寻章摘句，毕生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着繁琐的文字考证；或出入佛老，空谈性理，儒学由民众人伦日用的生活向导变为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奢侈品，儒教成为“士教”即士大夫之教，诚如维新志士谭嗣同所言，即使是“孔子庙，惟官中学中人，乃得祀之”，“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几千年来，儒学的发展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脱离大众，越来越远离原始儒家的精神。
与主流儒学经院化、精英化、脱离了大众不同，非主流儒学即乡间儒生则承担起儒学普及与教化大众、化民成俗的工作。乡间儒生是儒学大众化的传播者、宣传者和实践者，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乡间儒生的行为示范和不懈努力，使儒家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得以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扎根、生长，使儒学真正“草根化”。当然，儒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民众中的代代传承与其说是靠义理论说，不如说是靠世代相传的行为模仿，而系统的理论论说与《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等启蒙读物相比，在民众中的影响以及在塑造国民性方面可谓相形见绌。儒家传统在中国影响深入、广大，但后儒的致命缺陷即将儒学视为士大夫之学，而不是大众之学。
在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中，真正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不分智愚贫贱，向民众传播儒学者为阳明后学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传道不分老幼贵贱贤愚，只要愿学，乐于接受，无不传授。更可贵的是，他们非常重视向大众尤其是劳动大众如农夫、仆人、陶工、樵者、市童、野叟、灶丁乃至僧、道宣传儒家思想，培养了许多以圣贤自期的平民儒家、布衣儒者，如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工，颜钧为一介平民。这些人“生成难并衣冠客，相伴渔樵乐圣贤”（韩贞语），拒绝官场的诱惑，与统治者保持适当的距离，走向大众，侧身民间，体贴民众的温凉，向民众传达孔子的声音。黄宗羲曾这样描述他们讲学的情景：“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不过，好景不长，这场前所未有的儒学大众化运动为当道所不容，在封建当局镇压下走向了终结。它如同划过文化天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即消失于历史的长夜中了。
重温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诲，回归泰州学派，实现儒学的大众化、平民化，是儒学发展之急务。辛亥革命以后，儒学由宫廷重回民间，重回平民社会，然而，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下，几经激进知识分子的打压，孔子、儒家的形象已经被严重扭曲甚至被妖魔化了。虽然，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曾发起“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试图让儒学重回宫廷，但由于孔教会欲对抗基督教却生硬模仿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欲使儒学推陈出新却力图利用旧势力而为新，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招致各种势力的反复剿杀，最后被无情地挤出了儒家的故国，栖身香港、东南亚一些华人社区。五・四以后的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大都寄情形上学的玄想或从事文化理论的疏释工作，重视上达，而忽略下开。在西学的影响下，以儒学为对象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虽然成果卓著，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很合乎现代学术的规范，很严肃，也很严谨，然而，这些成果大都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绝缘，与百姓无关。如果说在谭嗣同的时代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儒家的门墙之外的话，那么现代的农夫野老是否还有意愿一睹学者经营的儒家门墙呢？儒家被妖魔化并不可怕，因为儒家只要洗掉污泥，显出真身，任何妖魔化设计与塑造都将灰飞烟灭。儒学专业化、知识化、西方化的研究方式阻断了通往现实、通向大众的途径才真正令人感叹。长此以往，儒学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只能成为学者的研究材料，没有生气和活力，自然也不会有现代社会的话语权，这样的儒学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缺席，可能吗？
儒学从来就不是少数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奢侈品，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是人们的生活规范系统。发扬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接续泰州学派的讲学传统，让儒家从神圣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中解放出来，走向现实生活，走近平民百姓，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之学，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之学，是儒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