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的灯光下，78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戴上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记者的眼泪夺眶而出。在记者看来，以汤一介先生的德高望重，以他平日为人的
汤一介先生借本报记者的笔，首度在媒体披露一段30年前的心路历程。他痛苦地将这段历史称为“错误”，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汤一介自己，都将这视为“荣耀”。
那是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我们找去了，冯友兰啊，周一良啊，我啊。”汤一介说，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
但是，当时的这些北大老师被8341部队的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汤一介说，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还是直到现在，他都是真心实意地说这句话。
对于汤一介，他还有一个不得已的理由。那时，汤一介在教工农兵学员，总觉得他们光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是不够的，他认为他们应该学逻辑学，还给学员们编了一个马恩列斯认识论的提纲。这时候，其他教员的大字报又贴出来了，攻击他不重视毛主席思想的学习。当时正是“反右倾”的风头上，因为文革初期老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和自己被打为“黑帮”、吃尽苦头的汤一介早成了惊弓之鸟，就怕“反右倾”又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是又要被批斗啊？当时只盼早早一走，逃过这一劫。”
去了之后汤一介的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而有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什么叫“做材料的工作”呢？汤一介解释说，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
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他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时说的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触动了很多人的心，他们从心底崇拜毛主席，因为他救了中国。
汤一介还告诉记者，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哲学工作者。”汤一介解释说，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用他们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包括冯友兰的书里边也是这么写的。”而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的，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
因为这段经历，“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又陷入了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解放。
同绝大部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尽管汤一介想避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旋涡，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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