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黄万里先生诗，喜其诗外，更敬重其为人。黄先生青年时代本有着待遇优厚的铁路桥梁工程师工作，因看到黄河给祖国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便奋志改学水利。又因国内水利工程师皆长于土木工程设计施工，却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便多学水文学，在美国意利诺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为该校第一个华人工程博士。他曾自驾汽车
由黄万里，我又想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山陕名人张瑞玑。张瑞玑堪称诗词大家，当时诗人能与之比肩者，并无几人。而我同样更爱其为人，爱其为官清廉、一身正气，深为我们山西有这样的诗人而自豪。清季有人费资数十万将名伶杨翠喜送与权要之子而得到黑龙江巡抚之职，遭奏劾，奉旨查办的醇亲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尚不敢查实，而年轻诗人张瑞玑却敢以长诗《杨花曲》实记其事，将丑闻宣扬天下，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诗中所表现的浩然正气，至今读来令人鼓舞。还有后来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永令后世钦敬。张瑞玑品格极高，他对其为人也较为自负，曾有“一枝寒梅似平生”句。章太炎在《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中说：“(张君)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
张瑞玑和黄万里，还有人们高度赞扬的陈寅恪，皆堪称诗人之楷模。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品格和精神，是对屈原、杜甫、陆游等古代大诗人品格的继承。中国正需要这样的诗人。有这样品格和气质的诗人，如今还是有一些的，如在诗词界最受推崇的李锐、李汝伦、邵燕祥等先生，便首先是因其品格和诗中的精神而受到尊敬的。山西有几位诗友，一次听我介绍李汝伦之为人后，皆甚表敬佩，很想一识李先生其人。在一次活动中，词名甚著的王蛰堪虽发言不多，但极见品格与识鉴，带病而来的诗友周毅私下对我啧啧称赞道：“王先生这样的诗人，才是真诗人。这次得识王先生，真是不虚此行!”“真诗人”，如今应是对一个诗人的最高评价。确实，凡认识王蛰堪者，无不称赞其德行。那次活动结束时，主办者按路程发给王蛰堪400元车旅费，他说自己乘普快列车300元即可，而坚决退回100元。虽区区100元，却足见诗人品质。
可惜的是，如今作诗的人较多而品德高尚者却不是很多，有些诗人竟毫无人品可言。笔者两年前所经一事，至今想起来仍倒胃口。那次诗会，以诗词界名家自居的某教授会议未参加，开始旅游时才从广西飞来。旅游完后他和妻子又要西去，继续其由各地诗词组织做东的免费旅游。他来时的机票，是广西方面出钱给买的，而却要这里给他报销。这里派车将他与妻子送到所要去处后，他还向这里索要“回程路费”。会议主持者只好如数给他，而气得背后骂道：“这人怎么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这位教授与夫人南来北往，免费旅游多处名胜后，还要赚不少“路费”钱，真是贪得无厌。又曾听天津一位诗友讲，北京某诗人主动帮津门一老诗人联系出版诗词论著，谁知书出来后，却成了他的著作。他给老诗人的解释是：你已退休了，出书没啥用处，而我需要评职称。更使人想像不到的是，他竟然连稿费也吞了，一分钱也未给老诗人。人之卑鄙，竟至于此。更有甚者，数年前有人广发启事，说要编《世界汉诗大典》，挑头者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周某。他们先要投稿者汇寄69元，69元收后又来信说须再汇100元。以这样的手段骗了许多人的钱后，便再无音讯了。《中华读书报》曾刊记者调查揭穿骗局，可惜至今并无一人能讨回被骗款。诗词界这等龌龊事，让其他无行文人听说后，恐真要自叹弗如了。新诗界，据说龌龊事也不少。这些虽属某些人的个人行为，但诗界尤其是诗人组织，对此类事不应熟视无睹，听任其败坏诗坛风气和诗人声誉。中镇诗社章程对人品曾严作要求，规定“诗作与人品皆优者”方可入社，社员若有损害诗社声誉之行为将被除名，并真有一人已被除名。这样的章程，颇得诗人赞许。可惜这样管到诗人品质的诗人组织并无几家。
诗人应为品行高洁而受人尊敬的人。对一个诗人来说，品格比诗才更重要，所以赵朴初盛赞黄万里之诗有“不只是诗才”句。古人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正是指此。“诗如其人”，若人品低下，诗品自然难高。没有高尚品格，没有赤子之心，没有诗人气质，而“生平服膺一‘利’字”，行为龌龊，哪叫诗人呢?要想净化文化界空气，实在应先从诗人做起。如果诗界风气终难好转甚至越来越坏，那么整个文化界就更是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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