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普里什文”并非一个“陌生姓氏”，自1907年发表《鸟儿不惊的地方》起直到1954年去世，普里什文在文坛一直拥有很高声誉，但他却又始终没有被列为所谓的“主流作家”或“苏维埃经典”。普里什文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据中国的普里什文研究者杨怀玉女士统计，到2002年左右，普里
首先，普里什文是俄国文学中“自然主题”创作中最重要的承前启后者之一。“人与自然”的主题是纵贯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俄国的诗人和作家几乎都是“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但是，即便是在酷爱写自然的俄罗斯作家中，普里什文仍显得最为出众，他始终不渝地以自然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创作对象。在他看来，大自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不仅动物和植物有生命，甚至连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和每一个现象都是有生命的，大自然就像是他温暖的家，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像是他的亲人。普里什文将艺术理解为一种“行为方式”，而他的这一行为方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他对自然的艺术态度。普里什文说：“融入自然，这就是开启我的文学的一把钥匙。”他又说，他的“现实主义”就是“在自然的形象中看到人的心灵”，“让自然替艺术家说话”。他用一生的创作来证明他对自然和人生的态度，同时，他又用自己一生的实际生活来佐证了他在自己作品中所提出的理念。回想普里什文所处的因征服自然而自豪、以与人奋斗为骄傲的历史语境，再看看如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周边社会，普里什文那种善待自然、将人生艺术化的“行为方式”更凸现出了它的价值。我们今天阅读普里什文，就不仅仅是在阅读他的文学作品，更是在通过他的作品阅读他的人生态度。
其次，普里什文的创作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维持了某种平衡。20世纪之初的文学探索潮中，他先后接近过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宗教象征主义文学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兴无产阶级文学，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即借助科学和知识对自然和民间文化进行探究。在他十月革命之后的整个创作中，他似乎也一直处在两种激烈对峙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中间――作为一个“革命对象”的地主后代，他自然没有对革命做出什么由衷的歌颂，但也没有像那些侨民作家和“内侨”作家那样对革命发出公开的诅咒。他没有在作品中公开自己的政治倾向，并不是说他对现实没有自己的看法。普里什文留下了多达20余卷的“秘密”日记，其中一部分于1989年起被陆续发表，这些材料使人们意识到，普里什文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的种种弊端其实早已有了清醒的看法。但是，在普里什文的作品中我们却看不到什么鲜明的政治倾向，这也许是一种写作策略，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普里什文的文学价值取向，他只想通过创作表达出“个人与俄罗斯自然亲密交往的印象”，而不愿用自己的文学来服务于什么功利的政治目的，他认为文学应该像自然本身那样，是“中性”的。正是由于普里什文以及其他一些像他一样富有创作个性的作家的存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才显得如此多元，如此多彩。如今，随着俄罗斯社会环境的变迁，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文学作品似乎在渐渐地被边缘化，而像普里什文这样的其创作中带有更多艺术性和文学性的作家，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和阅读。
第三，普里什文是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先驱作家之一。一般认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是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4），但将卡逊的这本著作和普里什文20－30年代的一些著作如《人参》、《灰猫头鹰》等作一个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普里什文虽然没有对使用杀虫剂等破坏自然的具体行为提出激烈的抨击，但是其作品中包含着的善待自然、敬畏生命的思想和情感却是显在的。普里什文晚年的《大地的眼睛》等作品，更是充满着预言家式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思想，即便是这部在他死后才出版的作品，也要比《寂静的春天》早问世了近十年。作这样的比较，决不是为了贬低卡逊等人对世界生态文学和环境保护运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仅仅是为了说明，普里什文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关于自然的思考多么超前。更令人惊奇的是，普里什文进行这些思考的时空环境，又恰好是那个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的20世纪中期的苏联社会。
此外，普里什文作品中那种将散文、特写、童话和日记等不同体裁因素合为一体，将哲理和诗意、独白和沉思等融为一炉所形成的独特的“普里什文风格”；普里什文作品中那由丰富的“专业知识”、深刻的宗教情怀和超前的“宇宙意识”所构成的厚重的“文化层面”，等等，也无疑都可以成为我们潜心揣摩的对象。所有这些，构成了普里什文创作的世界意义和永恒价值，也构成了我们今天阅读普里什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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