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分到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管理俄文图书，迄今已近46个年头了。我对普里什文的热爱和认识，夸大一点说，始终未曾松懈过。因此，当五卷本，二百余万字的《普里什文文集》放在我的书桌上，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据我所知，写散文和散文诗的同行中间接受过普里什文之影响的，大有人在，譬如
无论在整个俄罗斯文学还是世界文学范围内，以大自然为主题的作家队列中，普里什文都是集大成者，在俄罗斯，他所衣钵和光大的是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和《行猎录》作者）和抒情哲理诗人丘特切夫的传统。在普氏的后继者名单中，有我国读者也许更为熟悉的巴乌托夫斯基，以及上个世纪六、七年代崛起的阿斯托菲耶夫（《鱼王》一书的作者）和索洛乌欣（《弗拉季米尔路》一书作者）等。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普里什文与法国的布丰和法布尔、美国的梭罗等同样以自然为主题的作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可比性。布丰工笔细描生物，充满着科学家的实证主义味道。号称为昆虫界的《圣经》的《昆虫记》，其知识性和科学性及其包孕的人情味和诗意，与普氏笔致倒是比较接近。不过，《昆虫记》毕竟首先是科普著作。至于梭罗挚爱瓦尔登湖畔的山光水色，是对社会文明的一种抗议，一种遁逃，而普里什文从来就没有这种“绝圣弃智”的决绝态度。普里什文是俄罗斯大自然的朝圣者，他的宇宙观与我们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都强调内外宇宙一致性，可谓有不谋而合之处。但两者不可混同，“道法自然”延展到了阴阳五行，外宇宙演变为内宇宙占卜运命的工具。普里什文秉承阿克萨科夫的遗训，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在阿克萨科夫看来，大自然有一种治疗人们精神疾患和滋荣精神强健的“恒久性作用”：“虚俘的激情会平静下来，无稽的风暴会止息，自私的梦想会破灭，无法实现的希望会烟消云散”，在人们吸入大自然的芬芳的同时，“也就吸入了平静的情绪、温和的感情，对人以及对已的宽容”。（阿克萨科夫《钓鱼笔记》）从一定意义上讲，普氏的《叶芹草》、《人参》等作品，所要阐发的正是这个主题。就物物平等而言，普里什文与同是写散文诗的泰戈尔，倒是比较接近的，从各自民族的宗教哲学出发，抵达真、善、美的目的地。
从1908年普里什文发表最早的两部成名作起，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霜雨雪的洗礼，这一座以大自然为主题的巍峨的文学丰碑，光芒依旧。我以为要解读这样一座文学丰碑，已往著名评论家的意见和作家本人的自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出发点。这套文集的主编刘文飞先生的总序和各卷分序，不啻是已往学术同行们研究成果的一次总汇和总结。“伟大的牧神”，“对大自然亲人般的关注”，“艺术是行为的一种方式”，等等评价，可谓深深楔入了普里什文审美殿堂的核心所在。高尔其曾经说过：“我不知道有其他作家对大自然的挚爱和认识能像普里什文那样和谐一致的。”（转引自马克・斯洛宁《现代俄国文学史》）高山流水，千古不灭的知音，已经勾勒出这位大师的文学肖像了。我下面的四点读后感，正是踪迹高尔基及在刘文飞先生的导引下形成的。
首先，在普里什文作品中，人作为“会思想的芦苇”，与其它草木同为大自然的造物，人并不比鸟兽、花草、山石、流水、沼泽能高明多少；季候和人，在节奏的意义上，都是生命的表现，生命意志即生机蓬勃的创造力，创造才是生命的真谛。二，人对大自然的朝觐，是一次发现生命创造力的过程，同时是一次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大自然是一座最好的教堂，朝见它不是宗教规范中的忏悔和赎罪，而是在朝圣的旅途上的每一个瞬间都会有所感悟，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三，普里什文将发端于旧贵族以休闲、散心，乃至家庭团结和交谊活动的行猎和钓鱼，升格为人的精神历程。普里什文强调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使他的想法与以谋生为目的实用理性、工具理性彻底地区别了开来，更不用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共乐无穷”那一套了。四，普里什文与他的先辈作家们相比，在大自然主题的审美把握方式上，其不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普氏笔下，大自然不再仅仅是故事的一个背景，美丽的俄罗斯风光不再仅仅是农奴制社会黑暗的一种陪衬。俄罗斯广袤土地上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的意象宝库,但普氏不是以追求神秘为荣的象征主义者,由于“我在万物中,万物在我心中”,庄周和蝴蝶已经浑然为一了,大自然才是普氏作品惟一的主人公。因此,这位大自然的朝圣者,与泛神论者又是有区别的。普里什文挚爱的是大自然的创造和大自然的秩序,如果说他的笔触中有什么象征,那也是本体象征。普里什文虽然如同自然主义者那样紧紧盯住细枝末节,但在普里什文笔下的具象细节,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叠合,大概正是这个意思。读普里什文,不必索隐剔幽地刻意去求微言大意,也不能浮光掠影地在文字的光影面前止步。创造和秩序，是普氏作品的关键词。
普里什文在早年将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随笔，晚年又统称为童话。其实这两个说法都对，是普氏从不同侧面对自己创作的文体概括。普氏还说过，他的作品是在“春天的口授”下的忠实纪录。他对吉皮乌斯批评他“眼睛取代心灵”耿耿于怀。说穿了讲，吉氏只是一个动词之误，如果将“取代”换成“呈现”或“表现”，也就没有不妥了。普氏还说自己在创作时，“对素材的亲近如此强烈，似乎他自己也与素材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甚至连素材、材料、土地本身成了他叙事的主人公”（《我的随笔》）。这就是说，在普氏身上叙事主体和叙事对象之间是一种双向移情。而这，也正是源于他朝圣者的身份和朝觐所欲达成的一种最高的福慧境界。在普氏笔下，每时每刻都是独立的点点滴滴，恰如一滴水折射出五彩斑斓的阳光，一个碎片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每一个碎片的内部构成也是拥有自己的秩序的。唯此，以小喻大，以小见大，才是可能的。瞬间包孕着永恒，片断能再现全体，形而下的具象折射出形而上的玄思等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普氏犹如后期印象主义画派的高手，擅长点彩和镶嵌手法，当他做细部工夫时，却是全竹在胸或全局在胸的。
到晚年，普里什文又将自己的全部作品统称为童话，又说他“将诗领进了散文”。童话和诗，都是一种广义的说法。童话故事中常见的开头是：“从前那，有……”，而童话中的从前永远都是现在，亘古如斯。值得注意的是，普氏的作品是“春天的口授”，春天口授的只能是童话故事。为什么一定是春天，而不是萧瑟的秋天或严酷的冬天，普氏写一年四季，也写暴风雪和冰封大地，但这一切在普氏笔端流泻出来的，仍然是一派春意盎然的生机。为什么？因为在童话王国中容不得衰败和悲凉插足，真善美虽经挫折，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普里什文年轻时接受过奥古斯都・倍倍尔的世界灾难说，后来又抛弃了，或者说将之搁置了起来。这说明他在回避和忌讳什么。我赞同将普氏视为生态文学的先驱。这是阅读回应时代紧迫性的需要。客观来看，普氏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和自己时代文学主旋律之外。从创作主体性的全部完整性上讲，普氏没有也不可能直面人类历史上的惊涛骇浪，他也不曾涉笔地球年代史上的灾变（这恐怕不能用他仅仅是位农艺师、农业化学家，而不是谙熟沧海桑田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能解析得透彻的。但，这毕竟是古典主义美学的一项欠缺，尽管我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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