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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子曰”学管理

2006-02-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吉 我有话说

《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周建波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读史有智慧,当然也包括管理的。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春秋战国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当时,周制瓦解,礼崩乐坏,社会充满了混乱。这个混乱,一方面是因为旧的价值再也不足以凝聚人心,另一方面,新的能统一大多数意志的价值观又尚未形成,所以孔夫子曾不无感慨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子有勇无义而为乱,小人有勇无义而为盗”。在这样的乱世下,统治无法持续,生活也无法继续,不过,倒是为思想学说的兴起提供了足够的现实空间。正如我们从历史上学到的,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真正具有影响力(或曰市场号召力)的不外乎儒墨道法。对于它们的解读,自提出那刻起就不断在诠释与被诠释中层级演进,政治的、文学的、哲学的、伦理的、社会学的……不同维度的四家学说自然是“千人千面”,而从管理学视角重新诠注这些经典虽算不上“前所未有”,但也是“匠心独具”,尤其这几年热热闹闹的“中国式管理”业已为“向历史学管理”布了一个很好的局。

周建波的《儒墨道法与经营管理》从立意来看是不够创新的,在这之前许倬云刚刚出版《从历史看管理》,再往前一点,邱明正有一本《禅道与经营管理》,以及更早些时候曾仕强连续几波“中国式”主打。周建波学史出身,又兼修经济,梳理阐发诸子学说中的管理思想,绝对有资格。他在分类介绍儒墨道法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对于为什么其他各家纷纷落入尘埃,惟独儒家独成正果的分析尤其值得一读。在他的论述中,儒家首先为统治者认可。因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对组织的长治久安很有好处;他还认为儒家的中庸之道观念,以及统治手段上的文武之道观念,使统治者的政策变得有弹性,能应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同情况,这既包括空间上的中外关系处理问题,也包括时间上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协调问题等。其次,普通老百姓也认可儒家思想,认为儒家道德礼数有利于稳定家庭秩序,对缓解规模扩大了的家庭成员之间(父子间、婆媳间、兄弟间)等矛盾冲突有极大帮助。儒家所宣扬的中庸之道、文武之道,对为人处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与儒家相比,其他各家或多或少都有缺点。以墨家而言,这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学派,其思想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说得是没错,但弱点更明显。第一,兼爱学说不实际。按照作者的看法,爱是一种情感,只能建立在相互熟悉、了解基础上,谁能做到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去爱别人的父母,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别人的孩子呢?第二,节用说也难以实行。墨家要求老百姓过一个满足温饱的生活,但人一旦生活富足了,谁还愿意受苦呢?第三,墨家提倡尚贤要求有才干的人越级提拔、当场提拔,这在战乱年代有可能行得通,但在社会稳定情况下,往往还是需要按部就班的。

就像其他优质中国式管理著作一样,诸子百家思想介绍得好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把这些思想联系到管理实践又是一回事。作者说儒家文化高屋建瓴,对企业理念的确立和企业文化建设很有帮助。儒家一个“仁”字,道尽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统一、斗争的矛盾关系。就像企业中,老板离不开员工,员工离不开老板,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限性,往往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发生冲突矛盾。老板希望员工少拿多贡献,员工想法当然是相反的。那么,如何做到“家和万事兴”呢?儒家的中庸之道能给我们现在公司CEO足够多的启发。所谓中庸,不是保守,也不是世故,而是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在矛盾的两端创造性地寻求平衡点。以企业与员工关系来说,签订的合同是不是刚好平衡点?员工基础工资是否是平衡点?奖惩机制是否达到平衡点?儒家的“内圣外王”又告诉我们,领导力是管理的关键,领导力包括“出主意”和“用好人”。要使领导力具有权威和得到贯彻,取得被领导者的信任非常重要,同时,领导者要努力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放眼于长远目标,反对急功近利,等等。

如果说儒家的管理智慧主要体现在“做好人情成好事情”的话,那么墨家对小生产者、工人的体察入微的认识,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完善和实现对员工的领导;而法家是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的,偏重于人和人之间利益的对立性,主张人性自为,坚持君臣异利,从最坏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克服人性之弱点,建立完备的企业管理制度很有帮助。相比较而言,道家明显是对处于弱势状态的企业或员工有利的,“有助于抚平受伤的心灵,对如何医治群体里的不得志分子,医治强者弱势状态下的不平衡心理很有帮助”。

作者的观点,不管是儒墨道法哪一家,都是有许多思想精髓可以被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事实上,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作为领导者,要想成功,要想企业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抱着虚心的态度,认真研究市场;要“居安思危,居暗思明”;要积极创造相互转化的条件,去积极追求利益;要根据矛盾双方转化的情况形成一个动态的相互制衡机制,等等。然而,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学说与学说之间难免有相矛盾甚至根本性冲突的地方,例如,儒家崇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而法家倡导建立强权政治制定威严制度,像这样的对立,在具体管理实践中该如何取舍又该如何抉择,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行动困境,可惜作者并没有给出相应解决之道。有建设,缺批判,这或许是全书的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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