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前期的帝王，乾隆在中国文化史上仅以他倡议编纂的《四库全书》及其《四库全书总目》，就已经留下了难以说尽的话题。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也做出了业绩。其核心标志就是他通过编纂《四库全书》与《总目》，完成了用政统取代道统的文化专制业绩。这是我在读完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以下简称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该书提出的一些观点非常具有学术价值。有关《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问题，学术史上的主流倾向大都把其主要功劳归于纪昀一人。然而，读罢该书，你会彻底地改变这一看法，并认同司马先生的观点：现行的《总目》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集体作品，而且是反映了乾隆皇帝个人政治意图的一部学术性的目录学著作。因此，《〈总目〉编纂考》至少还有如下的学术贡献：
第一，发掘了很多编纂学者在《总目》成书过程中的功绩，揭示了《总目》成书历史真相，如像总纂官陆锡熊、分纂官沈叔埏等人对于《总目》一书的贡献，以往研究《总目》的人多有忽略。特别是作者发现沈叔埏的作用，尤为惊喜！因为是他阅读沈氏诗文集时“首次发现了这一史实”。第二，有助于澄清若干学术公案，如戴震在四库馆中的作用，戴震与《水经注》的关系，有助于看清戴震在乾嘉学术中的实际作用。近百年的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总目》中的经部提要皆出由戴震主持，天文算法类提要皆出于戴震之手。但经作者的仔细考评，《总目》“经部属之戴东原”的说法“纯属虚构”。而“天文算法类提要皆出于戴震之手”的说法亦缺乏“坚实的证据”。在作者看来，“戴震在四库馆中主要贡献是校勘、辑佚《永乐大典》，对于《总目》的贡献可能不太大”（氏著第13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考定“《水经注》的提要基本上是根据清高宗的旨意重拟而成的”（氏著第18页），因此，学术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段公案――戴震的《水经注》抄袭问题，也就不攻自破。第三，提出了足资深入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即作者提出，要从乾嘉考据学派中分出“四库馆派”，从而挑战以往有关乾嘉学派的“吴派皖派”的二分法，以及“吴派皖派扬州派”的三分法。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该书的出版以更加具体而翔实的史料，证实了乾隆皇帝对于《总目》的决定性影响。从而更加显豁地证实了乾隆皇帝编纂《总目》的文化意图及其政治意图。首先，作者从《总目》的纲目，到帝王著作编例，再到《总目》的体例，各种著作的去取原则，存目根据等五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乾隆皇帝本人对《总目》的决定性影响。其次，通过对乾隆《圣谕》，特别是对《进表》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乾隆对《总目》编纂全过程的影响，最后又通过对乾隆的诗文、总纂官纪昀的诗文分析，旁证乾隆对《总目》编纂深入骨髓的影响，可谓精细入微，体现了作者殚思竭虑的求真精神。该书也有助于理解清代考据学如何逐步取得一种社会效应，最终在社会思潮上取代宋明理学。通过阅读《〈总目〉编纂考》一书，切实地知道了乾隆皇帝在《总目》编纂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及《总目》编纂的目的，从而深刻地体会到考据学为何能够从民间少数学者的学术活动变成一种具有社会运动形式的学术风潮（不是思潮）。正是从这一角度说，我比较认同司马先生所说的：有一个四库馆的考据学派存在。
然而，相对于同时代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群体而言，四库馆派的儒家人士同样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其社会效果不说截然相反，但却是非常的不同！“启蒙运动”迎来了社会革命与近代科学研究的繁荣，而考据学运动的形成，虽然带来了有限的思想解放作用，但不可能带来社会变革与近代科学技术的繁荣。
作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大著，其中存留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说法非常正常。大约是由于作者太重视了《总目》的汉学立场，而相对忽视了集体编纂著作的公允性特色，因而对现存《总目》中异于初稿的一些评论性语言的分析有失客观性，这在有关姚鼐一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一，该书作者在对比姚鼐与现存《总目》对《郑东谷易翼传》的评价时说：姚鼐的原稿在于表彰郑汝谐“能推明程子之说，似亦有识者。”“而《总目》突然调转方向，矛头直指程朱”。可是作者所引的《总目》文字并看不出批评程朱的意思。如所引的《总目》文字是这样的：“朱子解经，于程子亦多所改定。盖圣贤精义，愈阐愈深，沉潜先儒之说，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于心者，别抒所见以发明之，于先儒乃有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为门户之见也。”这段文字至多表明现存《总目》作者欲借朱子之权威，为新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而已。其二，在该书中作者认为，现存《总目》在评价朱子的《论语或问》与《孟子或问》时，“穷追猛打，抓住朱子的辫子不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达到贬低宋学的目的。”但从所引的文献看，现存《总目》只是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四书集注》与《四书或问》的不同，虽然不同于姚鼐的歌颂口吻，但并没有过多的批判意思在其中。在我看来，恰好体现了作为集体著作的现存《总目》的立场比较客观。
（《〈四库全书总目〉编篡考》，司马朝军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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