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大致不外乎两类背景，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国文学研究者，真正像国外那样纯比较文学出身的不太多见。因为，比较文学自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欧美已颇有历史，也自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规则。不过，总体而言，我不太喜欢所谓的“平行研究”（特别优秀的自然例外）。因为，在我看来，相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逐渐展开，不仅是贸易往来（经济互动的中心）、外交频繁（政治互动的中心），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较为全面的相互关系，即文学交流（文化互动的中心）。“文学关系”的学术意义设定，正应在此。所谓“文学互动”，乃是指原来因民族语言文字而产生的民族-国家文学，受到强烈的外来冲击，而在借鉴、吸收与创化外来资源（尤其是文学资源）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民族文学。而就实质上来看，这一过程应当是“互动生成”，而非仅单边影响。如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学关系，莎士比亚在法、德等国的不同接受，而德国文学又是如何返流入法、英的。具体细致的国别文学关联可以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成为“别有风光”的好题目，不仅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所关注的“中外文学关系”，也还有以别国为主体的“德外”、“英外”或“法外”文学关系。当然，若如此扩大范围，受到挑战的，是我们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乃至关怀与趣味。
所谓“互为主体”，乃是说在交流过程之中，彼此是各自为主体的关系，而非“为主为奴”的情境，这点与政治、经济交往都不太一样，因为那里存在明显的“殖民”与“被殖民”状态。但就本质上看，文学交流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民族性本身是“卓然自立”的，不管其时的现实境况如何，但创造属于本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乃是任何一个独立民族的核心元素，除非沦亡已久，否则不可能更变。我们看看，19世纪后期中国的文学状况，就可以知道，虽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状态，但中国文学从未失去自己的自尊与独立。本书第三辑题名为“选择与创造的阐释”，看重的正是作为主体的中国，无论是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学的错位之思，还是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接近与转向，其中都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必然。
但最为根本的，则应定位在“思想生成”。有论者谓文学关乎“国民精神”，是为的论。文学作品的意义，决非仅消遣娱乐而已，它很可能关系到国民精神的构建，这其中，既有“致用意义”，也有“审美效用”。而在任何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资源问题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何接来作为“源头活水”的“外来思想资源”，很可能是关系到本身创造性强弱以及成功的关键所在。“文学”反映出“国民精神”与“时代精神”，文学的互动关系，更可能决定了本民族“思想生成”的创造成分。对这一点，其实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就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如果不是“世界性因素”的如此充盈，“西学东渐”背景下外国文学的如潮涌来，又如何可能有现代文学的“百花齐放”，各种外来文学思潮争相交鸣呢？这其中，中国现代作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意识，至为关键，否则只能沦为附庸，而不能创建属于自己的“新文学”。
归根结底，“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即便关注同样的领域，但视角、思维与意识却很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彰显的，是自家的“主体立场”，所关心的，是自家的“问题意识”。当然宋氏之关心“中外文学关系”，也有他自身的学术立场在，本就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出身，强调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文学的功用，又不太可能仅局限于狭窄的文学一域之内，所以在我看来，不妨将“文学关系”的研究，定位在“文化公域”与“精神构建”之间。也就是说，文学关系的研究应当注重其较为宏观的背景因素，即处于“文化公域”之内，具体言之，就是文化的公共领域（此处文化是大文化概念），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学界多有争议，此处不赘。而文学关系研究再追深一层，其实正是不同民族之间国民精神之碰撞吸引的精彩篇章，如何使之产生精神星火，乃至“点燃公域”，其实是值得大加发挥的好题目。
但就本领域研究者本身而言，如何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取长补短甚至优势互补，确是值得思考的具体操作问题。由于专业背景的区别，彼此之间讲究的规则和标准似乎也不尽相同。外国文学出身的，多半会强调使用原文的极端重要；中国文学研究者，则更注重在思想理论层面的提升功能。在我看来，讲求外语的工具功用很有必要，徒仗外语之利则不可取；强调文学研究的思想犀利当然很关键，但过于漠视原始材料的亲手触摸可能问题也不小。能调和当然是美事，但“1+1”往往并不一定等于2。我们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决定了我们今后远行持重的耐力与可能；而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与思路，则必定关乎到我们未来行走的远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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