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中不乏主人公升天而去或向往月宫的情节。如20年代创作的微型小说《马美人》的结尾：“马美人连同马儿一起像箭一般地从山顶向天空的月亮飞驰而去。”这个场景充满幻想色彩，给读者留下了神话故事般自由想像的余韵。姑娘乘马升天而去的画面，在近40年之后川端创作的另一篇微型小说《白马》（
实际上，《竹取物语》并非川端文学中奔月构思最早的文化源头。在《竹取物语》中还隐含着中国道家思想的痕迹。其仙女下凡、又于8月15留下不死之药升天回到月宫的情节结构，“既不是人类社会太古时期原始神话的形态，也不是日本民族传统观念的方式。这种月宫仙女的观念，实在是秦汉时期中国文化中关于神话演变的一种新观念的表现形式。”（严绍?《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由于道家方士思想的浸润，中国原始神话中具有普遍形态的“日月神本体论”神话产生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以“嫦娥奔月”为标志的中国独有的“日月神客体论”神话。在世界各国的原始神话中，人们对太阳和月亮的想像都注入了人类自身的特性，即把太阳和月亮想像成与人类一样具有生命与情感的“日神”和“月神”。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月神阿耳忒米斯自不必说，中国《山海经》中的“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也同样是把日、月作为同人一样的生命形态。但是，到战国时代以后，从道家思想中发展起来的“方士”和“方术”，在制造出仙人幻影的同时，又把月亮幻想成为一个与现世人间迥然相异的客体空间，飞升月亮的情节则满足了人们长生不老的心理欲求。这样，月亮就从一个与人同一的本体转化成了人所向往的客体。而著名的“嫦娥奔月”故事，也就在秦汉之际方士们的种种拼接与联想中诞生了。此后，“以九世纪日本汉文学为媒介，‘嫦娥奔月’所代表的中国神话的新观念，终于在《竹取物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严绍?《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并且继续对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直到现代的川端康成文学产生了连绵的影响。《源氏物语》第17回“赛画”中借人物之口议论道：“赫映姬升入月宫，此乃天上之事，下界无法探悉，故其结局如何，谁也不能知道。”川端在《美的存在与发现》等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这句话。可见，《竹取物语》中最打动川端、最引发他无限遐想的，就是赫映姬奔月升天的情节，而这恰恰是渊源于中国道家思想的“日月神客体论”的构思。
《竹取物语》中的许多道具，如仙人羽衣、不死仙药、奔月云车等，皆为中国道家方士所创，川端必然会间接地从中感受到浓郁的道家氛围。不仅如此，川端本人对于带有典型道家色彩的“嫦娥奔月”传说也有直接的了解。短篇小说《明月》中的主人公“我”从夕刊上看到一位汉文学者的随笔，随笔题为《月与兔》，其中写道：“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记录着这样的传说：月中有蟾蜍，食月，名为嫦娥的妻子盗饮了丈夫从西王母处得来的不死仙药，逃至月中。”显然，这一内容出自《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汉人高诱注曰：“?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娥窃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如果川端没有对中国“嫦娥奔月”故事的知识储备，就不可能在作品中出现这样的情节。而且，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川端所了解的应该是这一传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从中国的嫦娥奔月到日本的赫映姬奔月，那充满奇幻色彩的场面和意象深深地牵动了川端的艺术感觉，触发了他的文学想像。于是，在创作实践中，川端便将这些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文学因子灌注到了自己的情节构思之中。奔月升天的幻想在川端文学中时有闪现，从早期的微型小说到晚年的《古都》都是如此。《古都》的女主人公千重子是个弃儿，被养父母捡来收养，当她听说自己出生在祗园的樱花树下时，就情不自禁地以出现于竹节间的赫映姬自比，心想：也许会像赫映姬那样，有人从月宫下来将自己迎回去，回到生身父母那里，回到自己所属的地方。千重子的心理活动，显示出她渴望一个区别于人间的神仙世界，渴望现世的失落能够在那里得到补偿。她对月宫的期待和幻想，其实正是道家文化为人们构筑的忘却烦恼、获取快乐的仙境。随着创作手法和文艺理念的成熟，川端脱离了早期单纯、直接的模仿而采取了化用的借鉴方式，从1927年创作的《马美人》到1948年的“决定版”《雪国》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变化。《雪国》结尾部分的“雪中火事”一节，从客观现实和物理方向上看，叶子是向下坠落的。但阔大无边的银河背景的出现，却把读者的视角上推为一种仰视状态，从而使得心理上的主观感觉呈现为叶子在向上升空。而且，作者还巧妙地借助视点人物岛村“抬头仰望”的目光从视觉上加强了这种心理效果：“银河的亮光显得很近，像是要把岛村托起来似的。”“岛村觉得自己那小小的身影，反而从地面上映入了银河。”另外，叙述节奏在此时的突然放慢，也造成类似倒放的慢镜头效果，使我们觉得叶子是在向银河中飞升而去。可以说，这是美丽的女主人公在作品结尾升空消失的一种演化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川端从一开始就对《竹取物语》故事的中国文化渊源有着清晰的了解，甚至还曾努力澄清这一事实。他早在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明确提出，《竹取物语》的作者作为小说家的想像力和创造才能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出色，因为“《万叶集》的竹取翁故事，是以《宝楼阁经》、《汉书西南夷传》等为基础的，不仅如此，从赫夜姬（即“赫映姬”，译法不同）见月饮泣的美丽情节开始，到五种珍宝（赫映姬令五位贵公子去取的五种不可能得到的宝物）以及其他构想，都太多地承受了汉文学和佛书的恩惠。”据此，川端进一步指出：“被认为是作者的美丽想像的，其实是作者的学识。”（川端康成《日本小说史小论》，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4卷第30页）可见，川端康成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道家因素在日本古典文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有明确认识的。因而我们有根据认为，他在文学创作中借鉴这些文学想像和艺术手法时是相当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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