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赋宁先生晚年诸病缠身，不堪折磨，思念亡友，悲情切切，神情抑郁，不得解脱，从此寡言谈，有时闭门谢客。众弟子看在心里，焦急万分，苦于无策。直到先生的遗著《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我们才彻然大悟，原来那几年先生在完成一件震撼外语界的不朽大业。试想先生
一．爱国爱民
《人生历程》是赋宁先生一生爱国爱人民的真实写照。先生是九三学社的成员，但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亲人、师友和学生。
赋宁先生爱国爱人民的立场集中表现在1950年初当他在耶鲁大学已经通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资格以后，获悉新中国已经诞生、全国解放在即，他就是否留在耶鲁继续攻读学位，还是回来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抉择上最为清楚。诚如赋宁先生在自传中所言，“全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我心里很高兴……”在同学和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鼓励下，经过31天的海上颠簸，终于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我有幸于1950年考入清华，受教于赋宁先生。
赋宁先生与党的关系也表现在除教学外，他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如《人生历程》中谈到的他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国际性会议――1952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翻译文件的审稿工作；参加了1959年的国际学联会议的文件翻译审稿工作，和完成1976年的毛选五卷英译本的翻译任务等。需要补充的是赋宁先生还参加过1958年党的第八届大会的文件翻译工作。从事这项任务的还有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范存忠、许孟雄等先生，也有他的爱徒，我的同学、战友和姻亲黄用仪先生。
赋宁先生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策，如1956年学习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能结合他自己的文艺观点，自我批判，摆好文艺的艺术性和人民大众需要的关系。不管这种改造当时是否有过左的或不合理的方面，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何以见得？《人生历程》告诉我们，四人帮打倒后，随着党的开放政策，他有三次出国机会，如1978年去英国考察，1981年访问耶鲁大学，1985-1986年在美国Cornell大学讲学，先生是真心实意地去学习、去考察、去从事研究的，任务完成后能及时回国。对比之下，教师队伍中个别知识分子因个人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以至没有摆好个人与党和国家的关系，环境一变，对党和政府一概否定，两者有多大的落差！
二．忧国忧民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赋宁先生有忧国忧人民的思想。我们从《人生历程》中可以看到幼年李赋宁经历了1926年“西安围城”的断粮事件；少年李赋宁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东北、华北的罪行；青年李赋宁饱受了战乱流亡之苦，学习时续时辍。1937年北平沦陷，先生作为清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流亡至长沙南岳衡山的长沙临时大学学习。1937-1938年之际，因武汉失守，又走海路，经香港、海防，转移至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完成最后一年的本科学习。在此期间，又逢丧父之痛，只能遥寄孝心。
如果说，这些都是日寇侵华作的孽，民族大仇，敌我分明；但如果自家人害自家人，又如何呢？使赋宁先生最为痛心唏嘘之事，莫过于恩师吴宓先生在历次运动中受到的种种残酷迫害，含怨而死；北京大学教授俞大?先生“被某些受她培养的青年教师贴大字报”，被认为是英语系的“毒瘤”而服安眠药自杀；俞大?先生的丈夫，著名化学家曾昭伦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去武汉大学劳动、改造”，“后来患白血病身亡”；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因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去世。这是北大英语系的损失”……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人生历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生心态的实录：“‘文化大革命’期间，狂风暴雨般的‘造反有理’总算过去了，而在夜深人静时，回想那段历程，我禁不住怀念几位老同事潸然泪下。”赋宁先生为他蒙怨的师友忧伤不已，能不揪心吗？
我本人在文革后期回北京大学工作，总以为赋宁先生老实忠厚，待人温和有礼，运动中不会有大问题。赋宁先生本人也很少与我谈及个人的不幸。这次读了《人生历程》才知道，赋宁先生居然也被某学生向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做了小汇报而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大右派”的帽子，被关进黑帮大院、被勒令搬出家门。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哀忧他的同事们，很少为自己的伤痛和羞辱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丝毫动摇。
赋宁先生的“忧民”思想也表现在对小人物的同情。《人生历程》中曾谈到赋宁先生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教过的第一批学生共十一人。应该说，全部同学的名字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他一共举了三个学生的名字。首先谈到的是黄用仪同学，这是班上业务优秀中的一个。黄参军后，先生还想动员他回校攻读研究生。其次是我，是赋宁先生曾经恨铁不成钢最后又被他推荐为接班当系主任的一个。我和黄用仪两人都从上海圣芳济中学毕业，在班上年龄最小，被提名可以理解。引我深思的是第三个提到的吴果同学。赋宁先生为什么不提其他有更大成就的同学，而要提他呢？我认为这与赋宁先生同情吴果的悲惨遭遇有关。吴果同学在班上年龄稍大，小有才气，知识面广，足球也能踢几下，毕业后分配至新华社工作。不料工作不到三年，因为人邋遢，穿的列宁装棉袄油渍斑斑，破绽中棉絮微露，1957年被扣上“丑化社会主义形象”的帽子，作为“坏分子”被送到保定劳改农场去了。三年期满后，发落在保定一个煤场看大门。经过二十余年，四人帮打倒后才落实政策，回到新华社工作，不久病故。就这么一个人，匆匆来到世上，又悄然离去。看来赋宁先生写上这一笔是为了寄托他的哀思。至于李氏家族中有五人惨遭不测，一言难尽。
三．为国为民
《人生历程》也是为国为人民之作。我们注意到本自传的全称有一个长长的修饰语，即“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共十二个字。这里，先生多少有些自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生历程》确实有好多篇幅是谈论赋宁先生学习英语和从事英语工作的经历。不过，这是表层的，其实质是赋宁先生对我国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提出严肃而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先生在《人生历程》中提供了我国不同时期的中学和大学的外语教学和课程设置，如1930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英语课程，初中和高中的学生都要听英美学者的英语演讲；1929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外国语文系本科和研究院的培养方案、教师进修和出国培养制度；1935年清华大学的师资队伍和课程设置；1938年后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外语教学；1947-1949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1950-1952解放后清华大学的外语教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的外语教学，特别前苏联的外语教学对我国的影响；1960年代外语教学强调实用，提出“真刀真枪”的口号；1977年教学秩序恢复后，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文中先生没有对不同时期的教学质量进行比较，这样做也是多余的，他让事实说话。
有一点使我非常感动，为了国家的需要，先生在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期间，曾接受北京大学校领导的委托去抓公共英语（即大学英语）的教学，当时先生有多大兴趣、有多大把握我不敢说，但先生能与公共英语教研室的领导和老师商量问题，并亲临第一线听课，这种关心教育事业的精神令人钦佩。每读到这一情节，我自愧不如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任北京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期间，当时的副教务长向景洁要我以主要力量抓公共英语，与公共英语的老师们“滚打摸爬”，我当时考虑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繁忙，并且年龄也大了，“滚打摸爬”在部队里是二、三十岁连排长干的事，没有接受。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在先进性上把我甩在后面了。
在外语教学上，先生敢于接受新事物，他一方面肯定和坚持传统的文学教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语言学的重要性。1978年他去英国大学考察时，发现“他们的英语教学法特别重视应用语言学的指导。”“学习文学首先要学习文学作品的语言，因此文学与语言学有密切的关系。新的观点是要用语言学的理论来指导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1981年赋宁先生参加了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会，先生“参考了Chomsky的新语言学理论，向大会做‘英语的结构’学术报告，受到好评”。先生“有意识地把国外一些新的文学和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和研究中”。80年代中，在讨论如何使我国高校赶上国际水平时，先生认为我国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包括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向，“这对学习文学或语言学的学生都有好处。我们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学语言学的学生也可以用文学作品作为例证。二者相互促进是很有益的。”今天，具有语言学与文学并重的两条腿走路观点的领导或学者也许有所增加，可是把先生誉为“语言文学大师”是名副其实的。
在《人生历程》中，有一件事先生没有谈。1983年，南方准备成立一所新型大学，请先生前往筹建英语系，兼系主任。当时的张校长一心要把该大学建成清华、北大、人大那样的高等学府。先生把三位副系主任都带去了，我们与筹建的老师一起制订教学计划和招聘人员。之后每年都派了一名系一级的老师代表先生参加该系领导工作。不料不知什么原因张校长卸任了，新上任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借“改革”之名，到英语系点火，对教师们说“你们要把英语系改得面目全非，改革就成功了”。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派去的钮友翕副主任被迫撤回，不久先生的系主任职务也被免了。我们至今也弄不清楚这位校长兼书记所说的“面目全非”的英语系的内涵是什么，只是听说没有几年他就下台了。从先生的为人看，他不反对改革，他反对的是夸夸其谈的“面目全非”的改革。
最后，先生对如何学好外语，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在《人生历程》中，他多次谈到：“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学好英语，必须落实在笔头。一定要打好听、说、读、写的基本功，才能使教师放心。”对从国外传入的各种英语教学法：直接法，听、说领先法等，赋宁先生认为读和写应放在首位，因为真正学好英语，必须多读书，而且能准确、熟练地用笔头表达思想。像这样的切身之谈贯穿整个《人生历程》。我们知道，1999年的大学英语新大纲，因强调“读写”而受到批判，被有些人扣上“重大失误”的帽子。此时先生在八十五、六岁的高龄，能挺身而出，亮出自己的观点，是有胆识的。他的言行在某些人看来会认为他落后、保守，甚至有逆反领导之意；在另一些人看来，又会认为先生自寻烦恼，舒舒服服，安度晚年，逍遥于这场争论之外，不更好？先生却把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我认为先生这一行为，正是为了国家的外语事业，为了广大学子学好英语。他的好友，王佐良、许国璋、杨周翰等先走了，剩下他孤单一个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站出来说话谁来说话？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给了他勇气，给了他力量。站在我们前面的已不是一个病榻上的年迈老人，而是横刀跃马的壮士。
《人生历程》为我们留下太丰富的史料，太高贵的精神遗产，太伟大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胸怀。我读赋宁先生的遗作时，有这样那样的联想和感触在心头阵阵涌起，千言万语凝聚成一句话：吾爱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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