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托马斯・杰弗逊在给一个名叫爱德华・詹纳的人信中写道：
“你消除了人类最大的一个痛苦。人们想起你，就会觉得欣慰，人类永远不会忘记你曾经活在这个世上。后代子孙从历史中知道的将只是可厌的天花曾经存在过的事实。”
爱德华・詹纳何许人也？他是欧洲詹氏种痘法的发明者。甚至连拿破仑也不能拒绝这个英国人的请求。因为在当时，包括奥地利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在内都是依靠詹纳的帮助才得以幸免的病人。爱德华・詹纳1749年生于英格兰，在实际治疗中发现了接种牛痘治疗天花的方法。1797年他据此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篇简短的论文，不但没有被接受，反倒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不过，实践证明了詹纳的正确，人类终于能够不再谈疫色变，知道究竟该如何抵抗这一恶魔了。当然，詹纳并非发现这一防治措施的第一人。天花大约在公元250年由匈奴人从中亚传入中国。早在北宋年间，中国就已经有人利用接种人痘的方法来防治天花了。欧洲对天花的防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这一启发。
在地域上，埃及、印度、中国和希腊发现天花传播的案例，较欧洲要早。3000年前人类就有了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比如科学家发现，公元前1000年统治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头部就有天花导致的特殊疤痕。大约到了6世纪，欧洲也出现了天花，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它带到了美洲大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天花的身影，所到之处，人们只听见死神敲门的声音一阵紧似一阵。
近日读到一本《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作者以地域为板块，按时间顺序梳理了天花在各大洲的历史。从书中各章的标题如最恐怖的死亡使者、女神之吻、天国之花、长满脓疮的死神、毁灭天使等，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天花的恐惧。以欧洲为例，17世纪德国谚语云，人皆难逃爱情和天花。可见天花给人类带来的恐惧是如何深重。18世纪，死亡风暴席卷欧洲大陆，平民百姓难逃厄运，天花对各国皇室也不会心慈手软。欧洲王室受到了天花的猛烈冲击，死亡名单上包括一位英格兰女王、一位奥地利皇帝、一位西班牙国王、一位俄国沙皇、一位瑞典女王和一位法国国王。恶疾面前，无论高低贵贱，终究难逃劫难。全世界范围内，书中涉及的死亡人数和天花发作案例令人触目惊心，瘟疫来势之猛，使人们张皇失措，祈求于神灵护佑。书中提及的欧洲的圣尼凯瑟、中国的天花菩萨、拉丁美洲的天花之神欧墨路，以及非洲的天花之神沙伯那都是被人们委以重任的护佑者。可惜在没有寻找到有效的医学治疗和预防手段之前，再多的祈求也没有效果。
所幸这一恶魔终于被人类利用医学手段制服了。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天花被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存在，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还保存着样本。当年轻一代对这一疾病越来越感到陌生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人类与天花的抗争史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天花已经逐渐离人们远去，谈论这一话题也具有了文化史的意义。
《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的原题是The Great Killer：Smallpoxin History，显得较为审慎，而中译的标题则似乎更加凸显了本书的文化史特征。作者自身即试图在历史与医学双重视域下写作这本书，指出“天花这种疾病，将是后代子孙所知的第一种被决意根除的疾病，本书所写的故事正是这种存在了上千年而被最终灭绝的疾病，是如何对人类历史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简单地说，这本书所要写的故事也就是知识和愚昧之间复杂斗争的故事。”这本书从文化的角度讲述了天花对于人类的影响和危害，以及人类起初的恐怖和猜测，直到后来发明了预防和治疗天花的办法，才对它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人类在对抗天花的漫长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涉及到历史、政治、宗教、医学等各个方面，是一部人类重大疾病的文化史。
瘟疫史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较之其他疾病，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对于社会的影响力量极为强大，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除了对其进行医学上的研究之外，自然也会被历史学家纳入视野。在所有自然科学门类中，医学与人类的关系尤为紧密，与医学研究者不同，历史学者关注的大多并非疾疫本身，而是疾疫造成的社会影响。目前史学界对疾疫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染病上，即为明证。《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的作者本身就是一名在天花诊断与控制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医学工作者，他以极为翔实的资料证明了他写作这本书的资格和热忱。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疫医疗的阐释离不开以往纯粹疾病医疗史的探索。作者在穷尽大量文献的前提下，通过认真引证、辨析和梳理，构成了丰厚的知识背景。由于资料繁杂，可能读起来会有些不那么轻松。不过，如果能静下心来慢慢阅读，自然会有乐趣。文化史的写作，除脉络的梳理外，可观之处往往就在于互见之处，各个地域、时间、事件均因某个话题形成了关联，相互连缀，生发出独特的视野。例如中国的康熙因得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得以登基，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居然差点因天花而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这些恐怕也是读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极目望去，目前正在兴起一股文化史的写作和译介热潮，来势汹汹。阅读文化史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它的好处在于，能让读者显得有文化，有趣味，比一般人又稍带专业的优越感。学院的禁脔以某种方式被大众分享，这未尝不是好事。而且除大部头的宏观历史之外，如今市面所见的不少文化史，择其一点来追本溯源，旁征博引，确实不乏精彩之作，也比较适合大众的口味。而对于出版方而言，这类书籍在通俗和学术之间能有相当充足的空间借以容身，本身也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不过，虽然万物皆有其史，但如何才能不仅仅为迎合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而出书，如何在市场与真正令人有所收益的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出版和译介的过程中，这恐怕是需要稍事斟酌，也是考察双方眼光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买书的读者还是出书的出版方，单靠剑走偏锋的意图来叫座的文化史实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因为谁都不愿意被这块蛋糕吃坏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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