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诞生以来，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不光影响了很多作家的创作，而且吸引了很多著名作家对它的研究兴趣。从上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以来，就有许多作家发表红学文章，出版红学专著，开辟红学专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红学劲旅。
如果按我们的阅读年代算，新时期以来内地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华人作家的红学著作也可以算在“新时期”内，那么，此时的著述就更加丰富了。如上世纪90年代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魇》，是著名作家张爱玲旅居美国时期用10年时间完成的，写作时间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又如近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台湾作家高阳的红学专著《红楼一家言》以及小说“红楼梦断”系列、《曹雪芹别传》等，皆是可圈可点的著作。
最近十几年，更多的作家加入到红学队伍中，其中的佼佼者如著名作家刘心武、李国文、王蒙等，更是进入了红学研究的“井喷”时期。他们不光都出版了红学专著，而且刘心武在《北京青年报》、王蒙在天津《今晚报》上开辟了红学专栏，刘心武甚至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辟了专题讲座。作家们利用现代传媒，不光进一步加快了《红楼梦》的普及，推进了红学热，也大大加快、加深、加强了受众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了解。
作家评“红”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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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点新。由于他们是以作家身份进入红学领域的，自身有长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体会，所以他们研究《红楼梦》的切入点新颖大胆，往往能看到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甚至挑战胡适，质疑他的自传说和脂砚斋之类。由于作家的名人身份和生花妙笔，其论点影响更大。
比如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比较了不同年代的几个版本后认为：“《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这是对胡适有关红楼梦为自传说的最大颠覆。这种颠覆，不是受外界力量的影响，而是作者自己读书思考的结果。再如李国文对脂砚斋的研究。他在《李国文楼外说红楼》中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和曹雪芹同时代、又是他写作时的场外指导兼总策划人的脂砚斋。真实情况是，脂砚斋就是后世那些抄书人。抄书人有的水平不高，但有的，也许是并不弱的高手，不大甘于作枯燥无味的抄书匠，因此，在抄写比阅读还要深刻的理解过程中，渐渐生发出感想，生发出议论，然后于抄写之中，将这些触动，落诸笔端，夹评夹批，说出自己的见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特别是感情太投入于书中的话，那几乎不由自主，非要扮演这个角色不可了。
二、研究方法新。作家以形象思维见长，他们不一定比其他研究者拥有更多资料，但他们善于融会贯通，想象力尤其惊人，推理能力也往往由此变得惊人。我们在他们的红学专著中很明显地能感受到这一点。有的作家，干脆就是以小说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红学成果。
二月河之所以成为著名小说家，首先得益于《红楼梦》的滋养。20多年前，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他，写了一篇红学论文请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指正，冯先生从中看到了作者写小说的巨大潜力，建议作者专攻小说创作，二月河听从劝告，果然不久大有成就。今天，我们来看二月河1981年写的红学论文，仍然可见其小说创造的功力。他是这样分析贾元春之死和李纨之死的：
“从贾府的角度看，虽然她(贾元春)八面威风，神奇得很，稍加思索，她也不过是宫闱里的一位‘赵姨娘’罢了。赵姨娘在贾府是什么地位，她在皇宫里就是什么地位。”“她(贾元春)是死于宫内外复杂而微妙的勾心斗角场上”，“是被秘密处死的”。皇帝出于对贾元春的感情留恋，多年后“终于击败他的政敌，决定为元春昭雪。而此时的贾府早已败散，‘飞鸟’们早已‘各投林’。于是，他在某一‘林’中罗致了贾兰等‘鸟’，封以高官，施以厚禄，‘大大地给了一个恩典’。李纨很可能因为戴上了一顶‘凤冠’而激动得血压升高、抢救无效而逝，贾兰随亦伤母而亡。”
此分析，与其说是红学家言，不如说更像小说家言。
刘心武的红学专著有《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刘心武善于联想，善于从犄角旮旯里发现蛛丝马迹，从而层层推论，得出自己的观点。只有小说家才会有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发现。例如，他认为，从贾府挑选媳妇注重门当户对看，从秦可卿房间的陈设、她在贾府中游刃有余的地位、她的隆重异常的丧礼看，秦可卿的出身比贾府还要高贵，决非宦囊羞涩的小官员秦业从育婴堂抱来的。那只是幌子。秦可卿的原型实际上就是废太子胤礻乃的女儿，她于父亲胤礻乃第二次被康熙废掉太子之际出生，从小寄养或说藏匿在贾府。秦可卿之死并非生病，也非和贾珍的关系暴露，而是秦可卿之兄弘皙“日月双悬”的野心暴露后，秦可卿听从联络员张友士药方中的暗语，遵照父母嘱咐自杀身亡。
从论文到小说到讲座，刘心武的人物原型研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
在台湾小说家高阳“红楼梦断”系列和《曹雪芹别传》中，震二奶奶就是王熙凤，秋月就是鸳鸯，春雨就是袭人，鼎大奶奶就是秦可卿，锦儿就是平儿，马夫人就是王夫人……他用小说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创作之间的关系，曹雪芹家族与皇家的关系，曹雪芹家族衰败的原因，曹雪芹成长的各方面条件等等。
孙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创作分为两种，“一种是表象的写法，一种是内心的写法……第二种，是作者内心郁结，不吐不快，感情冲动，闻鸡起舞。这种写作，形式有时不完整，人物有时也有缺陷，但作者的真情实感，是不可遏制的。作品中有他的哲学，有他的血泪，有他的梦幻，读起来，谁也不能心平气和，不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这种小说的起源……中国则是《红楼梦》。这种创作，常常是偶然的，难以后继的，是天籁，电光一闪。这不是做出来的小说，是个人情感和所遇现实碰击出来的火花。”
是啊，《红楼梦》就是“天籁”，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精神礼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红学的产生，也是天意。我们认为，只有创作风格也属于“内心的写法”的孙犁，才能说出这种有独特体会的话来，才能有意无意地点透《红楼梦》与红学之间的关系。
三、现实性强。作家从来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即使在讨论红学时，他们也从不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热点、焦点问题。他们说古论今，纵横捭阖，从作品到生活，把各色人等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
李国文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例如他这样评价贾政：“苦瓜脸的贾政，一天到晚，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这种永远不能卸妆的戏子滋味，实在够他受的。”“贾政，处于两难境地，想重振雄风，苦于没有那份力气，想破罐破摔，又缺乏那份勇气。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也常常碰上这样的尴尬。在文坛上，也不乏诸如此类的人……看起来，还在挣扎，还在熬煎，其实，不过是困兽犹斗。要是索性承认江郎才尽，跟文坛拜拜，又不那么甘心。懂得这滋味，也就了解贾政一二。”
《红楼梦》为什么能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共鸣？李国文的话给了我们启示：曹雪芹塑造的典型人物是超越时代的，是永恒的，因而也是活跃于今天社会、活跃于我们身边的。
王蒙的红学文章也有强烈的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意识。他说：“我把《红楼梦》当做一部活书来读，当做活人来评，当做真实事件来分析，当做经验学问来思索。”
王蒙在《红楼启示录》中这么评价大观园里的窝里斗：“司棋是迎春的头号大丫环，位与袭人相等，势却远远落后……由于迎春软弱，依靠无望，她只好自己跳出来耍光棍。”贾府积弊之深：“粤东官儿们不但要给贾府主子送礼而且要给‘门上人’送门礼，如此雁过拔毛、层层分利的风气何其腐烂。”而那些管理者们又怎么样呢？“凤姐上拉关系下压奴仆，以威势管理。探春兴利除弊，以制与术来管理。平儿起平衡缓解掩饰矛盾的作用。宝钗袭人在各自有限的范围内也起这种作用，宝钗则更注重明哲保身与自我保护。王夫人、李纨起一些陪同执政的偶像作用或橡皮图章作用。关键时刻王夫人直接管理――往往事情变得更糟。邢夫人侍机介入或干预一下管理，既自私又浅薄又带着情绪，因此她的介入干预也是往往把管理搞得更糟。其余的主子则只知消费享乐。而且，除了贾政一人没有人注意对园中诸人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与约束。贾政的教育既不受欢迎又毫无实效。”
在《王蒙活说红楼梦》中，王蒙这样评价厨房革命那一回:“再比如秦显家的，很短的不到一天的时间，掌握了厨房的权力，就是茯苓霜玫瑰露那段故事。原来管厨房的柳嫂子被停职反省了，秦显家的到那儿非常兴奋，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查前任柳嫂子的疏忽，第二就是给为她接任厨房起了作用的人送礼物。但后来柳嫂子官复原职，秦显家的就麻烦了，不但没有赚到任何的便宜，还得赶紧自己花钱把送出去的东西补上。这么一个故事，里面简直太精彩了。第一像夺权。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地都夺权，造反派把图章抢过去，就算夺权了，夺权没几天就军管了，所以权也没有真正夺到。第二，这里也有些为官之道……”
四、见微知著。相比于其他职业，作家的职业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创新思维，要求他们不能写大路货，要求他们写文章必须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不能重复别人。涉足红学领域并且已经有相当成就的著名作家，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这个特点。
即使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不少人写文章还不自觉地带点套话的时候，徐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已经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他于细微之处能有新发现。例如一般人都认为贾宝玉是一个泛爱主义者，而很少人研究他从泛爱到专爱的转变。这个转折点就是第36回宝玉看到贾蔷和龄官的深情之时。而宝玉和林黛玉的定情，竟发生在“宝玉和宝钗的亲事秘密放定”后的第91回。徐迟在《红楼梦的艺术性》中写道：
“就在这关键时刻，宝玉来到了潇湘馆……她(黛玉)问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意思是在他主观上只有黛玉一个……黛玉又问：‘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絮泥，莫向东风舞鹧鸪。’就是说，他的主意打定了(我对你的爱情已变为落入泥土的柳絮，再也不会像飞鸟似的在东风里飞翔了)，说的是主观一方不变，叫黛玉放心好了。这一段精采的谈禅，正是宝玉和黛玉的定情幽约，山盟海誓。这一次谈禅已与前一次初参禅不同了。不再是文字游戏，不只是哲学的探索，而是灵魂的对话，是深刻地感觉到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后，结合着具体的现实情况，用哲学的语言来作出的总结性结论，制订出战略战术的方案。”
徐迟举出的这一段话往往被读者忽略了。也许由于出自高鹗之笔吧，红学家们也较少分析这一段。我们认为，这一段在宝黛爱情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值得琢磨。徐迟的这段精辟的分析文字理应重视。
《红楼梦》对中国作家的滋养
研究新时期作家的红学专著，我们有如下体会：
一、《红楼梦》是中国作家的营养库、思想库、精神库。几乎没有哪个著名作家没有研读过《红楼梦》的，很多作家对《红楼梦》烂熟于心。茅盾对于《红楼梦》倒背如流，随便从哪一页都能背起。著名剧作家陈白尘也说：“我们都是多遍读过《红楼梦》的，真是百读不厌。”著名作家邓友梅说：“《神曲》是名著，《红楼梦》也是名著。可我一读《神曲》就犯困，读几遍也没得到感受。而一读曹老先生的作品就废寝忘食，连回目都能背诵下来。”张爱玲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宗璞说自己“曾把幻境部分挑出来读，觉得特别有趣”。贾平凹说他上大学后，最喜欢的作品就是《红楼梦》和《聊斋》。王安忆也说过，她最喜欢读《红楼梦》，无论从哪里读起都很吸引人。
刘绍棠1984年在鲁迅文学院谈创作时，奉《红楼梦》为中国作家的圣经。他说：“我很爱看《红楼梦》，看了很多遍。作为中国作家不看《红楼梦》，写不好小说，发表是可以的，但写出好小说不可能。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红楼梦》可算是中国写小说的‘圣经’。”
李准这样回忆自己和《红楼梦》的渊源。他16岁读《红楼梦》是在一个山洞里，当时正逢日本鬼子扫荡。“大约是四天读完，那四天中我好象没有吃几顿饭，眼睛读得发黑了，脖子读得发疼了，我象疯狂一样漫游在一个感情的世界。”
几十年后的李准遭遇文革，“我却为我的儿女逐渐长大，而没有读过《红楼梦》而着急”，担心他们“会变成‘野兽’”，然而，“在抵制法西斯和封建迷信的文艺书籍中，我还找不到一本艺术性高超，思想性深刻的书，因此我想到《红楼梦》。后来终于借到了，我想在他们思想荒芜的土地上，让他们去认识一下人和爱这第一课，是必要的。以后我见到很多青年作家，第一句话总是要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如果他还是没有读过，我总奉劝他先读读。”
很多作家的作品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最明显的如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巴金的代表作《家》、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而张爱玲的小说，干脆就是20世纪的《红楼梦》。孙犁的语言以及创作风格，刘绍棠的小说语言等，都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二、作家自身的经历与生命与《红楼梦》融为一体。这批研究《红楼梦》的作家，自身的小说创作已经取得相当成就，命运和经历也与曹雪芹有类似之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骨髓、血液乃至生命意义，已经与曹雪芹、与《红楼梦》融为一体。
作家和阅历是分不开的，我们从来不相信什么神童作家。痴迷于红学的作家大多历经坎坷，阅尽人生，又还保持着较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李国文在《李国文楼外说红楼》中说：即使是进班房，只能带一本书，我也要带《红楼梦》。“唯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永远读不完，也是永远读不厌的书。是能够得到求知的满足，也是能够饱享消闲的愉快的书。”
孙犁写于1979年的《红楼梦杂说》，明显地与他上世纪50年代写的红学文章不同。他说：
“只有完全体验了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否则，只能说是知道人生的一半。曹雪芹是知道全部人生的，这就是‘红’书上所谓‘过来人’。
历史上‘过来人’是那样多，可以说是恒河沙数，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作品，却寥若晨星，很不相称呢？这是因为‘过来人’经过一番浩劫之后，容易产生消极思想，心有余悸，不敢正视现实。或逃于庄，或遁于禅，自南北朝以后，尤其如此。而曹雪芹虽亦有些这方面的影子，总的说来，振奋多了，所以极为可贵。
因此，《红楼梦》绝不是出世的书，也不是劝诫的书，也不是暴露的书，也不是作者的自传。它是经历了人生全过程之后，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上，产生了现实主义，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产生了完全创新的艺术……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
孙犁的这番话，不经过文革的磨难是说不出来的。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写下的《芸斋小说》，明显比他抗战时期的代表作《荷花淀》、《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更加耐人寻味，意义深远。孙犁说曹雪芹，也是说的他自己。作为一个青年成名、中年落难的著名作家，他对曹雪芹的理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理解，也是“惺惺相惜”式的理解。从生活到创作，他俩都是“过来人”，都是虽然有“消极思想”、但总的来说敢于“正视现实”、精神比较“振奋”的“过来人”。新时期的孙犁，可谓曹雪芹的知遇、知己、知音。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讨论《红楼梦》时，千万不要忽视了作家的见解。
《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更是中国文学的百科全书。无论你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无论你从哪个角度阅读，你都能从中领略出新的味道。因此《红楼梦》是永恒的。如果我们把以冯其庸先生为代表的红学家称为正统派或主流派，把周汝昌老先生的红学研究称为考证派的话，我们认为已经形成了第三派，这就是本文论述的作家派。我们期待着各派高人都能在21世纪的红学论坛上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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