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生，1942年生，上海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1965年9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和院学术咨询委
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和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成果有著作《印度古代文学》和《印度古典诗学》，译著《印度哲学》、《惊梦记》、《佛本生故事选》（合译）和《故事海选》（合译）等。
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汉语全译本已经出版，字数多达四百万字。印度古代怎么会产生这样规模宏大的史诗？
答：这体现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在上古时代就采用了竹帛这类适宜保存的书写材料，后来又发明了纸张，一贯重视以书写文字为依据的文化传承方式。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册有典”，有专职记事和记言的史官。《春秋》和《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书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历朝历代保持编撰史书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卷帙浩繁的史书。史书注重历史事实。孔子曰：“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曰：“《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势必抑制神话传说的发展。
而印度古代采用的书写材料主要是桦树皮和棕榈树叶（“贝叶”），不适宜长期保存。因此，印度古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始终保持以口耳相传为主的文化创作和传播方式。这就决定了印度古代神话传说和史诗的发达。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产生于印度列国时代，核心故事都是围绕争夺王权展开的。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说唱艺人的加工和创造，历史事实早已淹没在神话传说中。譬如，司马迁写成了《史记》，便以固定的书面形式代代传承。而印度史诗的创作和传承始终是流动的和层层累积的。《摩诃婆罗多》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大约八百年时间，最终成为一部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在公元4世纪定型，篇幅为十万颂。
以上所说中印文化传统的差异主要是就中国汉族文化传统而言。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以《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为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资源极其丰富。过去我们都说《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现在我们发现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篇幅远远超过《摩诃婆罗多》。
问：《摩诃婆罗多》怎么会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答：印度古人将《罗摩衍那》定位为“最初的诗”，而将《摩诃婆罗多》定位为“历史传说”。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并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传统智慧。《摩诃婆罗多》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故事主线，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等论著。这些插叙数量之多，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摩诃婆罗多》全诗采用对话叙事方式，而且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这种开放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为各种插叙敞开了方便之门。这样，《摩诃婆罗多》最终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它是印度古人汇集和保存民族文化思想遗产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也是在这部史诗的发展过程中，印度古人有意识地这么做的。正因为如此，印度古人将这部史诗称为“第五吠陀”，也就是将它奉为“圣典”。印度现代学者认为这部史诗蕴含印度的“集体无意识”，是民族的“灵魂”。西方学者也认为“如果不了解《摩诃婆罗多》，怎么能阐释印度文化？”
问：《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有定论吗？
答：关于《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是梵文学者长期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虽然不能说已经形成确切的定论，但也产生了一些多数学者可以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的看法。
首先，可以排除一种将神话传说当作历史的印度传统说法，即认为《摩诃婆罗多》写成于公元前3100年。按照印度神话传说，迦利时代开始于公元前3102年，黑天死于迦利时代的第一天。又按照《摩诃婆罗多》故事，般度族五兄弟在黑天死后，结束统治，远行升天。而毗耶娑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开始创作《摩诃婆罗多》，用了三年时间。这样，成书年代便是公元前3100年。
这种成书年代貌似精确，但只能当作神话看待，绝对不足凭信。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Win鄄ternitz)曾经提出《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代“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尽管时间跨度800年，长期以来反倒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至于《摩诃婆罗多》在这漫长的800年间的具体形成过程，学者们经过多年探讨，现在一般倾向于分成三个阶段：(1)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2)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3)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
《摩诃婆罗多》的原始形式可能叫做《胜利之歌》。可以设想，毗耶娑的《胜利之歌》讲述的是婆罗多族大战的核心故事。毗耶娑将这《胜利之歌》传授给自己的五个徒弟，由他们在世间漫游吟诵。这些徒弟在传诵过程中，逐渐扩充内容，使《胜利之歌》扩大成各种版本的《婆罗多》。现存《摩诃婆罗多》是护民子传诵的本子。毗耶娑的这五个徒弟实际上是各种宫廷歌手苏多和民间吟游诗人的象征。据此可以想象《摩诃婆罗多》的早期传播方式及其内容和文字的流动性。
如果说从《胜利之歌》向《婆罗多》的演变，主要是充实故事内容，“里边没有加插话”。那么，从《婆罗多》向《摩诃婆罗多》(意译是《伟大的婆罗多》或《大婆罗多》)的演变，主要不是充实故事内容，而是汇入大量与核心故事关系不太紧密的插话。这些插话大多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神话传说、英雄颂歌、寓言故事以及婆罗门教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法律论著。精校本首任主编苏克坦卡尔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二万四千颂左右的《婆罗多》曾经一度被婆罗门婆利古族垄断。由于《婆罗多》是颂扬刹帝利王族的英雄史诗，因而婆利古族竭力以婆罗门观点改造《婆罗多》，塞进大量颂扬婆利古族和抬高婆罗门种姓地位的内容。此后，原始的《婆罗多》失传，代之以《摩诃婆罗多》流传至今。
问：因为这部史诗规模宏大，你们采取集体翻译的方式？
答：是的。想当初季羡林先生在“文革”后期，出于学术本能，于1973年开始独自翻译《罗摩衍那》。当时并不怀抱出版的奢望，只是不想浪费生命。到1976年已译出全诗七篇中的前三篇。此时，“文革”结束，有了出版的机会，于是他乘兴译完全诗，于1984年出齐全诗七篇。这样，前后花费十年时间。而《摩诃婆罗多》的篇幅是《罗摩衍那》的四倍，我们有谁敢独自承担这项翻译工程？当时赵国华发起翻译《摩诃婆罗多》时，我们都已年过四十。美国梵文学者布依特南在四十岁左右开始翻译《摩诃婆罗多》，先后出版了三卷（即全诗十八篇中的前五篇），不幸于五十一岁逝世，未能完成全诗翻译。赵国华在翻译《摩诃婆罗多》第一篇的过程中，深切体会翻译这部史诗的艰辛，因而在第一篇的“译后记”中感叹自己要为它“倾尽满腔鲜血，付出整个生命”。可是，他也像美国学者布依特南一样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幸运的是，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完成全诗的翻译，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精心制作出版，奉献给中国学术界。
问：《摩诃婆罗多》是诗体，你们译成散文体，是怎么考虑的？
答：我们决定翻译《摩诃婆罗多》，从一开始就得到金克木先生的支持。翻译体例也是金先生确定的。他在为《摩诃婆罗多》写的“译本序”中，说明了译本采用散文体的理由：“原来的诗体无法照搬”，而译成散文体，“有诗意的原文不会因散文翻译而索然无味，本来无诗意只有诗体的部分更不会尽失原样。这样也许比译成中国诗体更接近一点原来文体，丧失的只是口头吟诵的韵律”。他还亲自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第一篇的前四章，为我们做了示范。
在一般情况下，诗体作品理应译成诗体。金克木先生本人翻译的迦梨陀娑的抒情长诗《云使》就是译诗范例。而翻译《摩诃婆罗多》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又是集体分工翻译，要完全采用诗体就相当困难。史诗使用的是通俗梵语和简易的“输洛迦”诗律，译成汉语的诗体应当接近于民歌体或弹词体。而译者们都没有创作这类诗体的经验。要译得诗行整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忠实原文，并非易事。如果译得不好，很可能变成“打油诗”体，画虎不成反类猫。或者，只是散文分行，凑个韵脚而已。因此，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译成散文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相关图书
《〈摩诃婆罗多〉导读》，黄宝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58.00元
译者逐章逐篇对《摩诃婆罗多》作了介绍和评价，并附有国外专家的研究资料和原书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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