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老杂志的忆旧之风盛行，而所忆却多半是民国时期的杂志，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杂志兴衰罕见被提起。然而对于我们来说，那些至亲至密，记忆满盈的却是1949年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杂志。这些杂志的生与死，盛与衰，是这般令人慨叹与怀恋。
人是活在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前，出版物的匮乏体现在书店的冷冷清清上。曾经一度，绝大部分承载人类文明精髓的印刷物都被当作毒草，或焚毁，或禁止，反正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我们的精神饥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80年代初期的复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景致，到现在还被津津乐道地传颂，比如人潮人海中，人们排队购买再版的世界名著，比如那时候校园里最流行的读本竟然是萨特或尼采。而在洛阳纸贵的神话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杂志曾经是比书籍距离更近的天堂阶梯。
上世纪80年代，一批批杂志纷纷复刊，新创办的杂志层出不穷。那几乎是中国杂志的黄金时代，动不动一本杂志的销量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曾经在不同的地方遇到同龄的朋友，杯斛交错之间不免忆旧。许多神秘的暗号会让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最多被提及的是《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为何越走越窄》，它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那一年的《中国青年》应当可以成为那时候年轻人的阅读圣经，拿着一本杂志奔走相告的日子却是一去不返了。
90年代头几年，我曾为天津的《八小时以外》杂志撰写专栏。走进他们的编辑部，和编辑们最常聊起的就是他们的昨日辉煌。在80年代初期，《八小时以外》曾经是中国大江南北的最佳家庭读物，渴求知识的年代，这本杂志最大程度地为中国人提供了轻松阅读的可能。他们的编辑曾经因为自己是《八小时以外》的编辑而在祖国各地享受过“特殊待遇”，买火车票、住旅店，人家一看你的工作证上写着《八小时以外》，立即会尊敬有加，把你看成座上客。
前几年，在上海工作，百无聊赖之际，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尝试寻找旧书的踪影。好心的工作人员把我领到他们门市部后面的一个小仓库，那个下午立即成了我的发现之旅，我不仅找到了许多我求知若渴的旧书，竟然还发现了整整一书架的《世界之窗》。那是一本小32开的杂志，80年代初期曾经风靡一时，在那个《参考消息》还要多少级干部才能阅读的时代，《世界之窗》几乎成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最新鲜的途径，它确实就是一扇窗子，让封闭多年的中国人一下子和外部世界有了一个通道。我所保存的《世界之窗》收藏在我家的地下室，但那天，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那间仓库里的所有旧刊，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寄回了北京。箱子里的另一收获是几乎全部的80年代的《外国文艺》。
第一次读王朔是在《啄木鸟》；第一次看琼瑶（也是我读过的唯一一篇琼瑶作品）是在《台港文学选刊》；复刊后第一期《读书》带来的是父亲的欣喜，在70年代最后一年的昏黄灯光下，他告诉我，你该好好读这本杂志。
这些记忆和那些旧杂志一起被我储存在地下室里，现在的期刊市场早已膨胀成一个成员近万的大超市，而我自己也正供职于一家杂志社，所思所想竟是离不开杂志这样东西了。几千种杂志，生的，死的、盛的、衰的，也如人的命运一般叫人惊叹而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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