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很少见，是婉容在长春伪满皇宫时拍的，身着春儿裁制的短袖时装。
读了周进朴素而又生动的作品《末代皇后的裁缝》，竟然泛起难以名状的心绪，许多感慨一齐撞上心头。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和浪潮汹涌的大时代，幸与不幸真的难以预卜和判断，特别是或者曾经是那些小人物。漂在浪涛上面的木叶，一任潮起潮落，一会飞上顶峰一会砸到波谷，连生命的存废都交托给偶然，更何况人生的成就与价值。在排天巨浪般的时代潮流面前，人生的意义似乎是大时代的见证者、历史的注脚和成功者的分母。无数鲜活的珍贵的生命一排排地倒下，托起几个幸运儿。因此才有命运无常、人生莫测的论说。那些小有名气便得意忘形和一阔脸就变的人，更显得无聊和悲哀。
周进记叙了一位当年北京城里的年轻裁缝的一生。他偶然地成了逊清王朝末代皇后婉容的御用裁缝。从此他跟随这位“悲剧皇后”天南地北、上下左右，一直到婉容半癫狂、半清醒地离开人世，他才回归了自己。而自己又像河岸边水流上的草叶，在时代大潮的拖拽下，被迫却又相对平静地度过了一生，事业却搁置在绚烂的出发点，再也没有达到应有的辉煌。他是被一些如今的聪明人看好却从来没打算仔细研究的“边缘人”。聪明人写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符号，却从不认为他们就是历史，是历史的一个支流。周进研究了他的一生，把爱心和因此而来的感悟融进了笔端，用小裁缝的一生衬写大时代的历史，将无奈的生存化为有意义的历史的证明。周进既写了人物又写了历史风云，两相对照，于是这本小书便成了大著作，站在许许多多关于袍服辫子、帝后王妃著作的头上，显现出明晰的目光。
周进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大历史观。有人认为过去的史书都是帝王将相的编年史或家谱。因此需要颠倒过来，编一本《人民群众史》。据说，类似的大作正在筹划或已经出版。我不知这样的书怎么写，单是纪年就难以确定。倘废除帝王年号纪年，总不能任选一位士农工商的生平作年号吧，例如：铁匠阿贵十七年、农夫老木二十六年。更不能以西历纪年，那就分不出是中国史还是西洋史了。其实，写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不在于是否将统治者作为叙事的主角，而在乎是否放眼整个的历史层面、全局、主流和支流、表象和潜层、事件的大脉络和细节、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乃至时代的风气、天象的变化、天灾和人祸等等。这一切构成历史的全景。单单重视哪一点，都难免以偏概全，倘将这一切融于一个观念，至多是将复杂化为简明，便于掌握罢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周进将逊清小朝廷和伪满朝廷的变迁作为大背景，而将小裁缝的命运放在前景，将婉容对服饰的要求和审美观作为他命运的对应物。这样，他就通过一位小人物的眼睛折射出大时代，透过婉容或华贵或雍容的服饰表现出这位末代皇后的心境，也成为那段历史的伴生物和证明。我以为周进是体会了太史公写史的真谛了。
说起太史公写史，我以为这位老人家早已解决了当代人的一个困惑。我们还在争论纪实文学是否可以虚构的时候，司马迁早已用他的如椽大笔为我们立极。他笔下的纪、传之主们的生平大事，决然真实又真实，而他们言行的细节则是太史公根据自己对那人物的理解自行描述的。他写得那样栩栩如生，符合人物的个性、和心理逻辑，所以真实可信。纪实文学大处不容虚构，细节难免创作，但这创作须与人物的个性、心态相合，须与时代的脉络相契，如此而已。周进的这本不厚的著作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他笔下的婉容和小裁缝真实地站在我们眼前，其言行的细微之处，少不了他的想象和发挥，但分寸得当，让人信服。比较起来，“皇上”溥仪的样子就模糊得多。这也难怪，因为“皇上”毕竟离凡人太远，对隔了许多时空的青年周进来说，“皇上”只是个符号。他如果“一不留神”写出个活皇上来，那他也离“小皇上”不远了。他明白这道理，所以他在他能掌握的人物上下功夫。他成功了。有些明白人，偏偏这时候不明白，非要在他没法弄明白的地方下手，结果把“皇上”写成自己，这也是一时之胜，很值得写进文学史的。
大时代、小人物，多少慷慨悲歌；多少啼血呜咽；多少仰天长叹；多少无奈无聊。我们的眼睛在皇冠上稍稍移开一点，就会涌现出一批鲜活的人物，让我们的艺术更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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