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诃婆罗多》，这部古代印度伟大作品的全译本呈现在读者眼前了。
译者只是起桥梁作用，用不着在书前面说三道四。书的内容如何，读者自己会看。除了全书目录、内容提要、主要人物表以及翻译说明以外，译者不必在读者阅读以前向他提供成见。这是一部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只需要译者对特殊用语加以注释，此外
作品自己向读者说话，读者自己理解并评价，有时会提出疑问又向书中寻求解答，这形成了读者和作品(不一定达到作者)之间的对话。这是平常的自然的过程。
这是一部很古的书，又是外国的书，又是很大的书，译本有几巨册之多。原作者不会只是一人。最初成书年代至少在两千年前，有些内容甚至更早。读者和本书进行对话会成为马拉松式的长途赛跑。不过可以分段对话，不必一气呵成。这书的体裁也是对话。一对又一对，一层又一层，从头到尾是对话。只有很少的叙述和标明对话者的词不是对话，也不是诗句。这种对话和诗句的体裁表明，这书原是口头吟唱、传诵、表演的底本。这是古代民间文学的常用形式，读者一望便知。读者一面看书，一面听印度古人将故事，一个一个、一层一层讲下去，用问答形式表演下去；自己有意无意也在参加对话。这又好像是台上台下、演员观众一同参加的一幕一幕、一场一场的戏剧，连台戏、连续剧。
一幕戏展现一个世界，各个世界连起来构成一个世界的历史。读者若能进入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原来不熟悉的人物活动，原来也还是有点熟悉的。古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书中人和自己，都不是那么隔绝不能相通的。这样，我们不由自主要对书中人和事指指点点，进入书中世界和书中人对话了。这书就看得下去，不厌其长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不就是这样的世界吗?我们听到宝玉和黛玉的对话，不是如同进了“太虚幻境”吗?是虚幻的，又是真实的。是生疏的，又是熟悉的。王熙凤、薛宝钗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她们有了意见，我们就谈起话来了。古和今，书和读者，由对话连接起来了。
印度的这部书能不能吸引中国读者进入其中世界并进行对话呢?译者不是导游，不便从中插嘴，硬要读者照译者一样看，一样想。那显得对读者的独立自主能力缺乏尊重。译者不等于研究者、指导者。
这部大书在印度古时被称为“历史传说”。欧洲人照古希腊荷马的书的归类称它为史诗。这里面有印度古人装进去的种种世界缩影。有家谱和说教，那是祠堂和教堂的世界。有数不清的格言和谚语，那是老人教孩子继承传统的世界。有神向人传授宗教哲学被印度人尊为圣典，那是信仰的世界。还有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统称为“正法”的各种各样的世界。有一个大故事是大世界。还有许多小故事是小世界。读者游览这个复杂的世界比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还会迷惑。不过可以不先想像画出全图，只是怡红院、潇湘馆……一处一处游览过去便是。若只想知道大世界，那就可以跳过许多小世界，过门不入，不“求全责备”。否则，在小世界中流连忘返也行，可以“不顾大局”。若是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毫不遗漏，那是研究，不是阅览了。若不是以研究为目的，就不必那样看书。这不是课本，不需要字字句句通读、细读。若是有选择的读，书中有不少世界的情景也许不亚于小说那样有趣，寓言教训也不见得完全过时，印度古人好像离开我们今天中国人也不是那么遥远，但也不是中国佛教中的菩萨、罗汉。
这是一部有诗的形式，历史文学的性质，百科全书内容的印度古书。不同的读者可以各自读出不同的意义。译者不可能，也不必要，在书前面介绍自己所读出的，印度人和印度以外的人、古人和今人所读出的，形形色色的意义。还是读者自寻意义为好。
译者的愿望并不仅是使中国书库里具备这一大部世界古代名著，主要的还是使这书能有和它对话的中国读者，使这部外国古书能在中国现代起一点多积极而少消极的作用，使读者能由此多了解一点邻国印度的真实面貌。遗憾的是原来的诗体无法照搬。原书虽用古语，却大体上是通俗的诗句，不便改成弹词或新诗。我们决定还是照印度现代语全译本和英译全本、俄译全本的先例，译成散文。有诗意的原文不会因散文翻译而索然无味。本来无诗意只有诗体的部分更不会尽失原样。这样也许比译成中国诗体更接近一点原来文体，丧失的只是口头吟诵的韵律。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翻译过程中努力的目标。
译者本不需要在书前讲话，而似乎又不能不讲话，于是讲这些。读者可以看，也可以不看。我写下了也可以涂抹去，涂抹去了还可以留下来。最后这半句话是当代欧洲有位哲学家讲过的意思，这里借用一下。历史和古书都是时间涂抹去了的，但留下了轨迹，还不断意义翻新。
（本文乃金克木先生1986年为《摩诃婆罗多》所作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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