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四本书边上的感想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出版《中国移民史》第五、六卷（明时期、清时期），《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明时期、清时期），《大饥荒：1959-1961年的

《中华读书报》约我作该报书评人，我对书评一事一向有些兴趣，故欣然应允。编辑并嘱我谈谈近期的读书印象，我于是写下如下文字，共谈及4本书。

下面这两本书都涉及国家起源问题。它们是《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易建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以北美易洛魁印第安部人的氏族为蓝本，发现了人类在前国家时期的社会制度――氏族制度暨部落联盟，后人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然而，这一发现与其后一百多年来人类学所观察到的大量个案并不相符。谢维扬认为，事实上，等级、特权、物质资料占有的不均，不同集团乃至个人之间政治影响力和权力的不平等，在前国家社会的许多实例中都明显地存在着。这种社会最高权力在一定形式下被占据社会特殊地位的个人所掌握的社会，在现代人类学中被称为“酋邦”（Chiefdom）。按照谢维扬的说法，在摩尔根列举的印第安人的六个部落联盟中，只有易洛魁一案是真正可以成立的。这说明部落联盟不是普遍的。谢维扬认为，由氏族暨部落联盟模式形成的国家，倾向于形成一种民主型的政治运行机制；酋邦模式形成的国家，倾向于形成专制型的政治运行机制。

谢维扬的理论遭到易建平的猛烈批评。批评之一，依据摩尔根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在国家产生前夕，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组织并不适合用“部落联盟”这个概念来描述，谢维扬以及其他学者的套用，也是不合适的。批评之二，在西方，并无任何一位有影响的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明确断言，酋邦社会的权力结构都是专制的。他们普遍认为，酋邦社会拥有的是非强制性的权威，而非合法武力支撑的强制性的权力或暴力。还有批评之三和批评之四，此不赘引。

迄今为止，谢维扬对于易建平的批评一直没有作正面的回应。比较而言，易建平对于西方人类学家相关著作的研读，似乎用力更深，理解也更准确。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来说，究竟部落联盟和酋邦各自倾向于产生国家形态是民主制的还是专制型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借用酋邦的基本概念，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早期文明的政治形态了。诸如奇异的江西新干大洋洲文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以及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等等，都可以藉此得到合理且相当完满的解释。我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令人着迷的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实体，都没有完成向国家的转化。在这些文化之花灿烂开放的鼎盛时期，某种不可知的外力，或许是来自中原更强大的国家政权，或许是禽流感之类的传染病，就将这些文明一一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备受易建平批评的谢维扬的理论，本来就不是一个与中国社会有关的理论。

疾病史是我多年来关注的研究领域，所以我对下面这两本书也很感兴趣，它们是：《岭南瘟疫史》（赖文、李永宸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余新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任职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赖文教授和李永宸博士合作出版的新著是以“瘟疫”命名的。初识书名，颇令人吃惊，因为我一直反对在医史研究中使用类似的名称。我的理由是，“瘟疫”中包涵的传染病门类实在是太多，如果我们不作辨别，或放弃病情识别的努力，医史研究中“内史”与“外史”的贯通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有意思的是，细读赖、李的著作，却发现他们研究的“瘟疫”是假，“传染病”是真。天花、霍乱与鼠疫是甲类三大传染病，也是赖、李著作研究的重点。根据他们的统计，在岭南地区991县次的疫情记录中，只记录“疫”或“大疫”的有354次，古文献明确记载疫种或今人研究查明疫种的有637次，其中鼠疫、霍乱、天花合计604次，占已知疫种的疫情次数的94.8%。鼠疫“传入”较晚，流行县次最多，作者用力最深，书中所占篇幅也最多，相关研究也最精彩。

由此看来，本书以“瘟疫”命名，可能是由于作者考虑到那些没有疫种记录的“疫”或“大疫”，也应列入研究之列。既然无法用现代传染病名一一对应，那么，只有内容含糊的“瘟疫”一词最是合适。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命名倒是反映了“内史”学者向“外史”靠拢的努力。的确，作者化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讨论影响岭南疫情的诸因素，穗港鼠疫的应对与防疫，鼠疫对于岭南社会的影响，以及岭南对于防治天花、霍乱和鼠疫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讲，书中的这些分析是相当精彩的。

余新忠在其早一年出版的著作也是以“瘟疫”命名的。余新忠明确反对将历史上所发生的疾病与现代医学强行对应，并认为那样的对应具有危险性。因此，他的相关论述总体上也是在“瘟疫”的框架中进行的。余的这一表达被医史学家廖育群称赞为具有“历史观点”，却受到历史学者蒋竹山的批评，蒋指出余的这一理论宣言与他的研究实际并不相符。因为，余“不时地想说明古代的疾病为现代医学定义下的何种疾病”。这些疾病包括“伤寒”、“流行性腮腺炎”、“脑膜炎”、“腥红热”、“带状疱疹”和“菌痢”等。其实，无论研究者具有如何高明的历史观，要想回避对于古代疾病的现代医学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传统医学持有所谓“同情之理解”的医史研究者，与其尴尬地面临这一困境，不如索性采用现代医学理论，研究中国的疾病史和医学史。在传染病流行史的研究领域，赖文、李永宸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