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梁漱溟先生的一次见面

2006-02-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戴问天 我有话说

读到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关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评论和报道不由得让我想起与梁先生见过一面的事来。1982年三月底、四月初，我父亲因为一件小事要去梁先生家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前去。我虽然对梁先生并不了解，他的大名还是知道的，当然很高兴能够见到他。他家一位中年保姆给

我们送上茶就出外采买去了，只剩下梁先生和我父亲两人说话，我旁听。记得他说那保姆是派来照管他生活的，然后就告诉我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刚拜访过他，为的是不久前他的一篇文章（也可能是记者写的一篇采访，我记不清了）在香港和台湾发表。那位副部长造访是为了告诉他有什么意见可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也可以在政协会议上说。梁先生告诉我们那篇文章本来只是给香港一家杂志的，凑巧一位台湾记者在那家杂志的编辑部，看到稿子就要去发表了。文章涉及他和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看法的同与不同，梁先生说从抗战期间他两次去延安访问到解放初期，他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小，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大。但是，从这个相同的认识，却产生出对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的看法来。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则认为这两头既然都小，不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强大，它们的斗争就不是主要的，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我没读过《梁漱溟晚年口述》，不知道那里面是不是提到了他与毛泽东的这个“同与不同”。黄敏兰先生《透过梁漱溟的眼看“风流人物”》一文只提到他说毛泽东晚年因糊涂而犯错误，没说到他到晚年仍然坚持那个与毛泽东的“同与不同”。马勇先生文《“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说“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但从我那次听到的话来看，也许已经温和、中庸的老者仍然有他固执的一面。

黄敏兰先生文章说到梁先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那是几十年如一的。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陶先生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推行平民教育，梁先生曾经去参观，并写了文章称赞。我父亲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实际上他去晓庄前师范已经毕业，在晓庄主要是在陶先生指导下从事乡村教育试验工作。梁先生那篇文章曾经被我父亲和孙铭勋收入他们编辑的《晓庄批判》一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批判”的含义与解放后历次运动所说的“批判”大不一样，更多是评论的意思。后来在山东邹平乡村教育试验区，我父亲又和梁先生共过事，当时在那里的还有诗人臧克家先生。梁先生结婚很晚，抗战时期才在桂林结婚，我父母还有幸参加过他的婚礼。我父亲早年出版的书大多由陶行知先生题写书名，但在桂林出版的一本书却是请梁先生题写的。解放后陶先生、梁先生都曾遭遇不公正待遇，我父亲也于1957年在教育部戴上“右派”帽子。1981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邓颖超同志主持，情况有了变化。为编辑出版《纪念陶行知》一书，我父亲才又登门拜访已近三十年没联系的梁先生，请他写文章。该书后来（1984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题为《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中，梁先生说：“想到我亲切结识的盖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据我父亲说，陶行知先生、梁漱溟先生还有晏阳初先生都特别重视乡村问题，实即农民问题，都主张“教育救国”，但具体做法各有不同。虽然各人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有道理，却又并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致。这种对事、对人的态度，不知道是不是值得我们借鉴?

梁漱溟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