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者的目光永远投向远方，他们甘愿为遥不可及的东西穷尽一生的力量。他们的努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白费，但是，正是他们拓展了人类精神的可能性，使人们还有所期待，有所向往。
在喧嚣嘈杂的大众文化的驱赶下，乌托邦退到了物质现实的最边缘。乌托邦承担了唤醒和激发的功能，与被打破的“旧世界”相比，乌托邦是激情和力量的所在，它使得人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以它所展开的政治想象和文学描述绵延了半个多世纪。从郭沫若的《女神》到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乌托邦一直是不可遏止的冲动。乌托邦的诱惑弥漫了诗人的心胸。在20世纪80年代，在向往“北方的河”、“南方的岸”的文学青年那里，乌托邦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向往天空，怀念远方，愿意不惜代价去追逐梦想。他们拒绝与庸常生活相纠缠，蔑视那些实利主义者。进入物质时代，乌托邦成为被揶揄和嘲讽的对象。批评家张柠在他的《没有乌托邦的言辞》一书中惊呼：大众以市场的名义谋杀了乌托邦。
乌托邦如果成为一种心血来潮的政治设计，难免会带来历史灾难。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时代，完全被势利心理所充盈，没有丝毫乌托邦气质，则会索然寡味，毫无美丽可言。乌托邦作为改造社会的现实方案是荒唐怪异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与整个生活世界完全格格不入。乌托邦听从的是心灵的指令，而对利益的诱惑报以漠然。乌托邦昭示着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它一方面在现实中一败涂地，一方面又在梦和幻想之中完成了自我的精神言说。拉马丁说：“乌托邦只是早熟的真理”，与充满惰性和懈怠的现实相比，乌托邦的不合时宜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可爱，特别是在一个利令智昏与急功近利的时代。乌托邦者的目光永远投向远方，他们甘愿为遥不可及的东西穷尽一生的力量。他们的努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白费，但是，正是他们拓展了人类精神的可能性，使人们还有所期待，有所向往。
乌托邦者虽然不与现实作正面交锋，却是永远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任何一种现实都无可阻挡地塑造了它的反面――乌托邦。没有乌托邦冲动，人们的内心就会被黑暗所吞噬。其实，在贫乏的夜里，一点点光亮就足够了。乌托邦天生就是微弱的，它因为不合乎生存逻辑而成为现实秩序中的弱者，但是，它又因为信仰的驻守而充满力量。乌托邦者是精神奇迹的创造者，他们总在赶路，总在不停地奔走，“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海子诗），一切都在过程之中。乌托邦者是不安分的，他们打破了沉积已久的生存惯性和集体经验，这种叛逆是内在的，是一种心灵的呼应。正如鲁迅所言：“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乌托邦者比那些势利小人经历了更长的精神历程。尽管他们在现实中举足维艰，但是他们却拥有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与那些沽名钓誉者的谎言相比，乌托邦则显得更为纯洁和真诚。
在商业文化氛围中，人们被物欲所控制，赚钱、享乐、放纵成为人们越来越趋同的想象。人们对不着边际、虚无缥缈的东西越来越不感兴趣。“当下”成为人们的惟一所爱。在强大的攫取心理驱使下，“当下”被穷尽了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竭泽而渔的人们无暇考虑未来。人们对此刻生活的拼命抓住和占有，恰恰暴露了其内心的苍白和脆弱。在欲望列车上，人们来不及犹豫、彷徨和守望。没有呓语，没有诗思，大家都是那么迫不及待地直奔物质主题。所谓时尚，不过是依赖于欲望满足的一种虚拟的快乐而已。至于“快乐不需要理由”的借口最终掩饰不住意义的匮乏和生活目标的缺失。乌托邦者试图建构一个更加合乎人文价值的意义世界，在终极目光的关照下，在那些叫人着迷和疯狂的消费假相后面都可能暗藏着戕害人性、扭曲心灵的因素。诸如“我爱美元”之类赤裸裸的宣言固然发泄了一种压抑的情绪，或许还具有某种反讽意味，但是，它的价值指向毕竟是低下和有限的，抹煞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精神的辽远性。
著者张柠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速朽时代”，按照商业逻辑所制造的种种名堂注定是短命的。媒体所刻意制造的各种以追梦为由头的造星运动，所带来的只是梦的萎缩。他们将年轻人的梦想像制作压缩饼干一样，放在同一个模子中进行复制。巨资所打造的《英雄》、《无极》那样的“诗性想象”确实是精美豪华，却经不住人们的心灵拷问。如此昂贵的视觉消费除了让人领略一下导演调制美色暴力的高超本领外，还有什么可值得一提呢？商业时代美学危机的根源在于乌托邦的远逝。在文化秀场上，表演取代了一切。伪乌托邦所表达的是一种虚假的情感和思想。原创性冲动的消失使得那些畅销流行的文化符号难以承担向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功能。“超级女声”之类的媒体策划更加渲染了“一夜成名”的神话。郭敬明、李宇春们不再像朦胧诗人那样“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食指《相信未来》），她们更急于获得的是市场的认可和男生女生的尖叫。娱乐化淹没了一切。正如索尔仁尼琴1998年在“欧洲新文艺论坛”上所说：“精神价值的失散和消耗，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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