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自己的好友保罗・德曼（Paul DeMan）的去世，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1988年出版了《多义的记忆》（Mémoires:pour Paul de Man）一书。在书中德里达曾深情而又富有启迪性地这样写道：“他，他本
德里达“人虽远去，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视我们”，问题是，我们又该如何去关注德里达？作为一位睿智的思者，无疑，对其最佳的纪念方式就是延承他的思索。当下学界对于解构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读：解构即为颠覆，即为摧毁，即为否定……顺延着这样的思路出发，推理的极限无疑就是解构即为虚无主义。那么在德里达的原初语境之中，解构之义又是否如此呢？为了更好地记忆和更为准确地理解德里达，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召开了“解构的命运――德里达学术纪念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的近30位学者就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精彩的对话。对于上文提出的问题，与会学者提供了另一种声音，即解构的正面价值。
首先，解构意味着对“非中心”的肯定。我们可以从“中心”/“非中心”二元体系、从生命运动的视角来审视这种肯定。“中心”意味着死亡，因为结构的运动在中心处停止了，它允许其他要素进行替换与游戏，而自己则巍然不动；“非中心”则意味着与死亡对立的生命，在一个非中心的结构里拥有着无止境的替换，而替换即为运动，运动即为生命，所以为避免死亡我们必须对之予以欢欣的肯定。
其次，解构意味着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工作，它不是对哲学研究的否定，而是对哲学问题的深入，它标志着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即存在问题的突破性思考。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将存在问题纳入文字层面进行思考，对存在的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考察，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哲学的进展。如果说海德格尔是从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入手思考存在问题，并返回存在境界，那么德里达便是将差异进行到底，从差延的角度对存在问题作出挑战：原来所谓原始的存在经验不过是抹去他者印迹的结果，是无尽的补充之链上的一个纽结。
再次，解构意味着对于未来事物的期待。解构是对结构的一种反应，即对结构的关闭与敞开的反应。它不是对结构的终结，而是敞开了结构的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聚集的可能性。在他者来临的这个意义上，结构的重新组织无疑是一种肯定性的活动。解构的肯定是对一切未来事物的无条件的肯定，它允许我们对思想说“是”，对一切不能被还原成某种文化、某种哲学、某种宗教的思想说“是”，也就是对那种有某种未来的事物说“是”，对要来临的东西说“是”。因此，对思想、生活与未来来说，不存在终极目的，只存在无条件的肯定。这种无条件的肯定，德里达主要是通过对正义、民主、友善和历史等方面的考虑来阐释的。
正义的不可解构性。解构了30多年的德里达终于发现了“正义的不可解构性”（undeconstructibility of justice）。“正义”就是对他者的无条件的义务或者说是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是一种“非对称的责任”。在《马克思的幽灵》之中，德里达认为“正义”并不意味着和谐，而是意味着冲突。由于“非对称的责任”是一种悖论式的体验，“冲突”是一种处于解构之中的状态，而悖论式的体验不可解构，处于解构之中的东西也同样不可解构，因而，处于解构之中和作为悖论体验的“正义”是不可解构的。在德里达看来：正义就像礼物，礼物是不求回报和没有交换的，正义也是这么一种给予他者的礼物。不可计量，不求回报，这就是意味着正义是一种指向无限的观念，一种对他人的不可还原的责任。
对于民主的期待。在《友爱的政治学》最后一章中，德里达写下了这样的结语：“因为民主仍然在未来……未来是它的本质：……它属于许诺的时代，所以就是在真正存在一种民主的时候……它都永远维持着到来。”（J.Derrida,Politics of Friendship,translated by G.Collins,New York/London:Verso,1997,p.306）如果将我们的视野稍稍拓展一些，就会发现其实早在《信仰与知识》中，德里达就曾多次提到未来的民主，宽恕和无条件性等问题。在他看来，民主问题绝非单单是政治、法律问题，它也是生活方式问题。当下的芸芸众生缺乏的是未来民主的观念，民主变得没有方向感，民主成了空壳。因而我们需要未来民主的观念，需要真正的民主观念。没有绝对的民主范式或民主理想，即便有，这种“有”也隐伏着太多的问题。未来的民主不能归结为民主理念或民主理想。民主源于分延的力量。它本身就是对分延的回应，是对他者的他者性、异质性、非同一性、个别性和不对称性的肯定。
对于“友善”伦理的肯定。《友爱的政治学》把“友善”这一伦理主题再度迎回凄苦的后现代，以告慰困惑的灵魂。解构作为激进化的还原，作为决裂和震荡的还原，持续地行进在无所保留的给予的道路上。解构越多，无所保留的给予就越多。无所保留的给予，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友善，一种超越地缘、血缘以及民族国家的大写友爱，一种对于绝对他者的责任。
对于别样历史的追问。在西方大一统的历史观中，历史总是某个主体、某个实体的历史。无论这个主体或实体是精神还是存在，是上帝还是人，它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唯一的，单数的，在其开端处没有裂缝、没有异质、没有他者。即使后来有裂缝、有他者，也是暂时的，最终要被克服，被扬弃，被重新整合，嵌合进整体之中。所以，历史必然会终结。因为没有裂缝，就没有未来。从而，最终也就没有历史，即使有，它也必然会终结，而且终结就是完成，终结之后就不再有新的开端，新的未来，新的历史。德里达要追问的正是：“正如我们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在做的，历史终结之后会发生什么……它迫使人们去思考，历史的终结是否只是某个历史概念的终结。”（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页）而这样一种对大一统历史观的解构，对别样的历史、别样的开端与别样的未来的可能性的追问，正是德里达的解构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概而言之，德里达的解构，首先是，而且始终是：对一种别样的（非存在论）思想的可能性的思考，对作为与绝对他者之关系的正义的可能性的思考。正是为了思考这些可能性，这些别样的可能性，或为了给这些可能性打开了一个空间，一个裂缝，他才对传统的本原形而上学进行解构，才对整个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存在――存在神学进行解构，对西方传统关于历史的本源――目的论的结构进行解构……所以，如果非要把他的解构说成是否定的，那么，这种否定本身恰恰是未来一种肯定：对别样的思想之可能性的肯定，对绝对他者之肯定，对一个别样的开端的肯定，对一个绝对别样的未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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