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人追寻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中国学，至于这些学问究有何用，似乎他们从来就不考虑。不过正是这些“无用之用”成就了日本，成就了日本的中国学。
在亚洲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经历过大致相同的过程，两国都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是日本比中国来得更彻底，干脆选择“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很快步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迅速与中国拉开了距离。至1894年，当中国还沉迷在三十年洋务运动辉煌成就的时候，日本人竟然敢于向昔日的榜样叫板，并一举粉碎了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重建昔日辉煌的梦想。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也是中日两国彻底拉开距离的一次重要决战。此后的中国对日本怀着比较复杂的心情，既觉得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效法，于是从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东洋，大批留学生转赴日本；又觉得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野心值得警惕，于是有联俄以制日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选择。不过，中国人学习日本和学习西方一样，同样具有极其功利的目的，认为日本人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就学到了西方的长处并战胜中国，其中肯定有很多值得效法的地方。至于对日本的文化，中国人似乎从来不屑于深入研究。自黄遵宪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似乎一直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水平上，很少有对日本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社会生活等方面深入、地道的全面分析。
日本人则不然。虽然战胜了中国，获得了无限的好处；虽然已跻身于西方强国之列，自身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它依然没有忘记深入研究中国。事实上，日本人对中国更加深入的研究，可能正是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马关条约》为日本人在中国游历、居住、从事商贸及文化活动创造了许多方便，于是从那时起，日本人对中国的全面研究正式启动。读一读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对这些情况就一目了然。
中国人向日本学习起自甲午，日本人正式研究中国也起自甲午，然而仔细推敲双方的研究内容，我们不能不为先贤汗颜。甲午后，中国留学、访学日本者无算，比较著名的访学者如杨守敬、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还有因政治原因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他们在日本不是潜心研究日本的学问与文化，而是继续醉心忘情于故国的文化传统。杨守敬、罗振玉等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文化典籍，王国维、郭沫若则利用日本人典藏的中国文献或甲骨，从事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至于章太炎，则在那里宣讲中国文化，不仅培养了一批大弟子，而且推动了日本汉学研究的形成。这些大师们的辑佚、搜寻及研究与宣讲对于保存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无疑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从今天看来，他们实在是辜负了时代给予他们的机会。他们居留日本数年或数十年，可是他们对于日本的民族与文化，实在隔膜得很，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
再看日本学人在中国，据《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的介绍，甲午之后来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太多，这本书专题介绍的也只有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寥寥六人。他们人数虽少，可是在中国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较早地涉足刚刚发现不久的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文书以及中国人多年来并不知如何运用的满文老档的研究；武内义雄，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南部中国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至于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以及书商田中庆太郎，对中国历代典籍的调查不弱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他们精通中国目录版本学，熟悉日本国内中国学的收藏，编著有多种不同形式、满足不同需求的中国学目录。长泽规矩也在苏州的一家书店里，一眼就看到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并用极低的价格购买。
这些日本学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面面俱到，但也辛苦异常。看看内藤湖南1912年在沈阳故宫拍摄满文老档的惊险过程，我们不能不为日本学人的敬业精神所折服。更值得我们感佩的是，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取胜，但他们的学人并没有蔑视中国，而是更加热心地研究中国，虽然这些研究与日本的国策及战略毫无直接瓜葛。他们没有向中国人夸耀日本的文化和学术，更没有在中国寻找日本文化影响的任何企图。他们追寻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中国学，至于这些学问究有何用，似乎他们从来就不考虑。不过正是这些“无用之用”成就了日本，成就了日本的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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