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不停地进步，眼下周作人著作的各种版本已随处可见，岳麓书社的半套“周作人作品集”日益彰显出独特的版本价值，已经成为考量中国当代出版进程的直接见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岳麓书社的“周作人作品集”开始陆续出版，是为中国内地自1949年后第一次对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晚节不保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周作人对于新文学的贡献之大却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谓“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一般读书人莫不对知堂其文其人抱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如何对待知堂身后留下的这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则成为出版界难以绕过的一个敏感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岳麓书社率先打破了出版界对于知堂作品避之惟恐不及的消极态度，并对周氏其人首次予以了“人归人，文归文”的客观评价，对周氏作品“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予以肯定。“周作人作品集”之所以得以顺利出版，则首先应该归功于时任岳麓书社总编辑的钟叔河先生的精心策划与有力推动。
钟叔河先生与知堂老人结缘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彼时钟先生正以右派身份流落长沙市上，充作一名以拉板车讨生活的劳动人民。他白天流大汗，晚上则在黯淡的15支光电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周遐寿”的文章，读而有感，便冒昧地用红格子“材料纸”给远在北京八道湾11号的周遐寿去了一封信。直到收到回信和题赠的书籍，钟先生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周遐寿”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其后数年之间，钟先生与知堂老人书信往还。但可惜的是，这些书信大多在文革伊始即毁于一旦，只有一通因保留在毛选中充作书签，方幸免于难，自然也就成为那一段文坛佳话的唯一见证。作为一位编辑，钟先生曾明言自己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为周作人编辑、出版一套完整的文集。他说，宁愿自己少出几本书，只要能够多出版几种周作人的著作也就可以知足了！钟叔河先生的心愿在20年后终于成为现实，80年代，钟先生重操旧业并主政岳麓书社，他上任伊始的第一个大胆举措就是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那套书成为建国后首次署名“周作人著”的周氏著作，接踵而至的即是“周作人作品集”的陆续问世。至此，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周作人禁区”终于被打破。
岳麓书社的“周作人作品集”以知堂老人的手迹印为封面，书末附有详细的校订与索引，对建国前各种版本中讹误、脱落的文字进行了校对与订正。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装帧素朴大方、非常耐看，与知堂老人的文字风格极其相符。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除了钟叔河和鄢琨之外，另有两种“集外文”为陈子善教授所编。建国后“周作人”这个名字虽然已经淡出文坛，但其作品尚不少，这两种著作实际上是对知堂集外文的收集与整理。据当时媒体刊出的广告所云，“周作人作品集”原计划出版35种，但因为各种原因，仅仅出版了19种即戛然而止，而且由于钟叔河先生退居二线，这套书也最终随着人去政息、竟成绝响。不过，时代总是在不停地进步，眼下周作人著作的各种版本已是随处可见，学术界对于周作人的研究亦渐成显学，岳麓书社的半套“周作人作品集”则日益彰显出它独特的版本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考量中国当代出版进程的一个直接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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