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宋小刚
叶至善
1918年4月24日生于江苏苏州，2006年3月4日在北京逝世。194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1945年进入开明书店做编辑，参与编写了多部少儿图书、刊物。1952年担任《中学生》杂志主编，后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83年起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起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七届常委兼副秘书长。
主要著述：
叶至善22岁即跟随父亲叶圣陶学习编辑和写作，从事图书编辑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继承了父亲的编辑作风，并有所创新，曾参与或主持编辑出版《开明少年》月刊、《开明少年丛书》、《中学生》杂志、《我们爱科学》杂志、《旅行家》杂志、《少年百科丛书》等深受青少年读者欢迎的刊物及图书，晚年还参与编辑了《叶圣陶文集》（25卷），这些图书及刊物中不乏获奖佳作。他的兴趣非常广泛，还是位优秀的作家，著有《梦魇》、《失踪的哥哥》、《竖鸡蛋和别的故事》等读物以及《未必佳集》、《我是编辑》、《父亲的希望》、《古诗词新唱》等，晚年完成了回忆性作品《父亲长长的一生》。我与叶圣陶先生的长公子至善兄“相识盛年时，深交鬓已丛”。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天，叶先生邀我到他家里吃饭，第一次见到英挺练达的至善兄，叶先生给他介绍说，“他也属马，比你小十二岁”；又给满子姐（至善嫂）介绍说，“你的同乡，浙江馀姚人”。嘱咐“多做点家乡菜招待他”。这时候，看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几位领导同志进来，我站起来打招呼，刚要离座去沏茶送水，叶先生一把拉住了我，要我坐下。坐在一旁的至善兄察觉了我的困惑，悄悄对我解释说：“今天你也是父亲请来的客人。来的都是客，没有职务的高低，没有年岁的大小，一律平等，所以父亲不让你去做接待工作。”我还是有点不安，对至善兄说：“那我就到书房里去把叶先生的茶杯拿来吧。”至善兄又制止了我，说：“父亲早就准备好了招待客人的茶具。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他自己也用同样的茶具，不用他平时专用的杯子。”正说着，服务员端上茶来，每人一盏带托盘的细瓷盖碗龙井茶，特别醒目的是碗盖正中那个钮儿的空间里，放着一个大小很合适的小圆硬纸片，纸片上叶先生亲自用毛笔恭楷分别写了每位客人的姓氏，并且亲自指挥送到每位客人手里，我接过来的是一个遒劲浑厚的“史”字，临走的时候，我把它拿下来装进皮夹子里，保存了好多年，可惜在乱糟糟的年代里丢失了。当时，至善兄还对我解释说：“父亲精心安排茶具，一是献茶的时候，等于一一介绍了客人；二是饭后再用茶的时候，不会交叉使用别人用过的茶具。”
入席的时候，叶先生要我坐在他身边，亲手给我斟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陈绍，夹了一块又肥又嫩的“白斩鸡”，说：“都是你家乡的。”叶先生话不多，但三言两语就把客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气氛活跃起来。只有我，当着这么多领导同志的面，不免有点拘谨，叶先生怕冷落了我，借着一位湖北同志讲到黄鹤楼，就吟了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问我：“晓风！下面呢？”我就照着私塾老夫子的腔调声情并茂地吟诵起来：“此地空馀黄鹤楼。……烟波江上使人愁。”叶先生一边听，一边拿着象牙筷子在左手手心里打拍子。听完以后，竖起大拇指，冲着大家说了三个字：“中学生！”又问当时也在上中学的大孙子三午：“你们能吗？”我赶忙说：“我只是初中毕业。高中还是上的夜校，数理化都不行。”至善兄大概为了消除我的自卑心理，插话说：“不看文凭看水平。我也是个中学生，也是店员、编辑出身。听说你很用功，上学不多，读书不少。父亲夸你字写得比我好，我要向你学习。”几句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呼呼的。
从那天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成了叶家的常客，几乎成了叶氏家族中的一员，同至善兄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90年代初期，我“超期服役”四年以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一时有点“没着没落的”，向至善兄“取经”。至善兄说：“要身闲心不闲。要勤用脑，多动笔。”我说：“我一定向你学习。”本来我想写些回忆文字，当时考虑难度较大，就把那些素材在记忆库里封存了起来，正好有一个整理晚清史料的机会，就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一干就是十年。2004年5月有了初步成果，我把一套刚出版的样书给至善兄送去，他很高兴，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我一定仔细看”。几个月以后，他告诉我：“你点校整理的《恽毓鼎澄斋日记》，120万字我都看了，文言文居然没有一处断句错误，也没有错别字，这在‘无错不成书’的今天，特别值得称道。等我写完《父亲长长的一生》，腾出手来写篇书评。”
2004年10月底，我应邀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并且讲了一个多小时的“往事”。我把封存了多年的记忆库打开了，蹦出许多鲜活的素材，“发言”只用了百分之几。会后给至善兄通电话，他饶有兴味地听我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素材，连声叫好，迫不及待地说：“赶紧写下来，寄给我，我找报社给你连载。”
在至善兄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一口气写了十几篇回忆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原稿的总标题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在叶圣陶先生身边四十年》，是从学生的角度写的，从2005年1月4日到24日在《北京青年报・副刊》上陆续发表了八篇，每篇都经过至善兄精心修改，并把原来的副标题改为总标题，说：“这样，题材可以广泛些，不必篇篇都想着当时对自己有没有直接的教育意义。”我怕过多地增加他的负担，怕他累着，提出是否一个星期给他一篇，他说：“我很有兴趣做这件事，不觉得累。一个星期至少给我两篇，写满十万字，我找出版社给你出书。”
“有其父必有其子”。至善兄不但文章写得好，改文章也是一把好手。我在机关里也算是个“笔杆子”，有点虚名，其实不过“文通字顺”而已；改别人的文稿，往往不是“从宽发落”，便是改得“面目全非”。至善兄是尽量顺着我的思路改，尽量保留原文，只是作些删节和语序上的调整，增加几个关键词和点睛之笔。我那个搞古文献研究、对语言文字很挑剔的大儿子，有一天忽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看了《叶先生的写诗填词》，语言特别精炼，准确，很到位。”我说，“这里有你至善伯伯的功劳”。的确，这是至善兄最费心力修改的一篇，也是经他修改发表的最后一篇。
《叶先生四次扣动“扳机”》一文，至善兄称赞（他的称赞是很“吝啬”的）说：“这篇构思很新奇。四枪贯穿了我父亲的少年、壮年、老年、暮年，时间跨度近八十年。”接着就问：“第三次，你打靶回来，父亲要你……”我说：“做三遍。”他说：“你记性真好！我想问你，当时你把枪带到办公室没有？”我说：“没有。”他说：“这一点你得向读者交代清楚。”我说：“是。”立即在头脑中的词汇库里选出“纪律”、“交回”、“不过夜”、“虚拟动作”等关键词，准备遣词造句，插入适当地方。为了掩饰我的迟钝，说了句：“看来这里还得费点笔墨。”至善兄笑笑说：“不难。我替你加上了。”原来，至善兄在“我一丝不苟地”与“做了三遍”之间加了“比划着”三个字，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我和至善兄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有默契，有许多共同语言。写回忆叶先生文稿的时候，我给自己订了三条守则：一是亲见亲闻亲历，力求真实。时间、场景、人物、思想、感情、语言等细节不虚构，不文饰；二是“小题大做”，从小事说起，扩展到较大的方面；三是“让事实本身说”，一般不多加议论，即使讲点心得体会，也力求用当年的真实思想，不拿后来的和今天的认识移植到历史上去。我问至善兄：“你看好不好？”他说：“这三条很重要。我写《父亲长长的一生》，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但要真正完全做到，很难很难。”我说：“我已经初步体会到写回忆文字的艰辛了。我在回忆父亲的时候，有一段文字：‘1937年，我7岁，有一天，祖母要我父亲代她写一封信给我姑姑，父亲口授：“萍女青览”，我写成“平女清览”，就挨了两下，我很委曲，说：“我不知道姑姑的名字。”父亲说：“女的名字有叫‘平’的吗？”我说：“有。《红楼梦》里的平儿就是。再说，‘萍’字也不是女人专用的，《申报》主笔邵飘萍就是男的，《雷雨》里的大少爷也叫周萍。”这段文字，尽管是我记忆中的实情，没有半点虚构，但我还是去查对了邵飘萍担任《申报》主笔的时间，查对了曹禺创作和出版《雷雨》的年份和大少爷的姓名。”至善兄说：“这段文字，很有趣味。那几个关键点，我也逐一核对过。我比你占点便宜，脑子里都有，不必现查资料。”
2005年一月间，听说至善兄骨质疏松，整副骨架子已经支撑不住他那魁梧的身躯，旧痕新伤，多处骨折，被迫卧床，我立即赶去，见他还是老习惯――“卧而不休”，正垫着一块硬纸板在改我的文稿呢。我说：“我很矛盾：盼你看，怕你看。你都病成这样了，我于心何忍！”他说：“我喜欢看，喜欢做这件事。你有了新作，尽管送来，不必顾虑。”儿媳妇沏上茶来，至善兄说：“这是你上次送我的茶叶，好极了。你这个人也真实在，好茶不留着自己喝，却拿来送人。”还没等我说话，他已经“言归正传”了：“桌上第二摞书上的第二本是你文章的剪报，你拿出来看看，前两天见报的那篇排校中有两个错。”我说：“我已经发现了：掉了半个引号，少了一个‘万’字。‘日理万万机的周总理’中‘万’字是你加的，校对同志不了解你的用意，当作衍文删掉了。”他说：“那你说说我的用意是什么？”我说：“周总理历来就是日理万机的，在那动乱的年代，内政外交、革命生产件件都得他亲自抓，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安排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几百万小客人，而十几位副总理都被打倒了，办公室的几十名工作人员都被精简了，所以说他‘日理万万机’一点儿不夸张。”至善兄笑了，说：“就是你能琢磨我的心思。”我说：“这篇里面还有一个类似的错误。我故意用了一句四川方言‘现在而今眼目下’，大概校对同志不知出处和用意，把‘眼目下’的‘目’字当作衍文删掉了，说起来就不带劲了。”至善兄说：“这回轮着我来替你作注解了。‘现在而今眼目下’是川剧《抓壮丁》里王保长的一句口头禅，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你是用这句话来影射动乱时期那种空话、套话、废话‘铺床叠架’的文风。”
已酉年的大年初一，照老规矩我是要去东四八条拜年的，前几天听说至善兄住院了，就来到医院，见他睡着了。听早来的开明书店的一位老朋友说，他已守了三个多小时，至善兄一直在昏昏沉沉地睡。听在旁照料的至善兄的小儿子永和说，他常说梦话，连做梦还在改我的稿子。我心里很不安，就说，“回头我把稿子带走吧”。正说着，至善兄忽然眼睛睁开了一条缝，他发现了我，一下睁大了眼睛，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扑了上去，他一把握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一直没有松开，我顺势坐到床前的小圆凳上，面对面地交谈起来，还没顾得上寒暄问病，他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我的文稿。我在一篇文稿里讲到随叶先生参观小学的时候，我们同时想起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漫画和题画诗。至善兄问我：“那首诗是他自己写的吗？”我不知道“他”指丰先生还是指叶先生，就说：“是丰先生自己写的四句题画诗，我吟了‘踉跄趋讲席，诵读斗高声’，叶先生接着吟了‘我亦曾为此，而今白发生’（我摹仿了叶先生的口音和语调），我们相视大笑。”至善兄也笑了起来，这回我克制自己，没敢放声大笑。显然，这段文字也引起了至善兄对童年的回忆。我告诉至善兄，那篇《叶先生的悼亡诗词》发表了，报社把标题改成《叶先生的写诗填词》，我说：“其实不改也无妨。‘悼亡’专指悼亡妻，悼别人不说‘悼亡’。苏东坡的悼亡诗……”至善兄又说：“那篇《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另一边》有深意。你在叶研会上的发言……”医护人员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正像叶先生在一首词里说的：“常恨深谈易歇”。
2005年3月5日早晨，听到医院报病危的消息，我赶到医院，至善兄看见我进去，突然兴奋起来，一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边高兴而无声地笑着。我用吴侬软语叫了声“阿哥！”，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了。他非常激动，伊里哇啦地说了一串带着浓重喉音的“话”，可惜他女儿小沫把耳朵贴在他嘴边，还是什么也听不清，只好说：“晓风叔叔，他看到你就激动，大家看了很难受，是不是先别跟他说话了吧。”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已安详入睡，两道厚长的白眉毛，高耸的颧骨，微微歙动的鼻翼，白里透红的脸色，跟他父亲一模一样，17年前也是在这家医院，也是在这类病房。临走的时候，小沫送我一本刚出版的至善兄的力作《父亲长长的一生》。唉！至善兄长长的一生，几乎都用笔、用语言、用实践在写、在解读、在传承他父亲长长的一生，却很少写他自己。我很后悔动手晚了，关于老叶老的《回忆》刚开了个头，就要写这篇《〈回忆〉的回忆》，来回忆小叶老了。唉！我也老了，过不了几年，回忆别人的人，也就成了别人回忆的人了，但愿多少能留下一点值得别人回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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