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老先生在上世纪的70年代中曾应干校老友王芝九先生之邀到苏州闲住半月，因此留下名篇《姑苏半月》，其间足迹遍及各园林、名胜古迹，还有苏州的小桥流水和旧街小巷。半月后，他不能不离开苏州，但他的心却离不开，于是写下“白傅朱轮五马游，何如贺铸老苏州。阊门好买涛娘纸，留与江郎赋别愁”。十几年后，他还
我与蓝英年先生通话，请他代我送上一个曾受过他教益的晚辈后生哀思的花圈。他说他正在写一篇哀悼张老的纪念文章，并建议我也写一篇。
我当然应该写的，我也在写了。我要写他的大智慧、大清醒和大深刻，作为对他的纪念。
先说他的大智慧。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在50年代写出了《青春之歌》的女作家杨沫在30年代曾经是他的爱人，也可以说是他自由恋爱的第一个爱人。但只有几年就分开了。张老曾把世俗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他说，分离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按等级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后来他在一篇给他们女儿的信中说，他们主要是“思想感情者距离太远”，“所谓思想远离，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当时的杨沫大约是一个热衷于革命和新生活的女青年，而后来在杨沫的笔下，30年代的张中行却是一个余永泽之类的人物。结果，张老与杨分开后，很快就经人介绍认识了与他相伴终身六十多年的体貌清秀性格温婉的大家闺秀李芝銮。正因为他有了一个这样贤慧温敦的好妻子，使他在后来漫长而又多难的人生中度过了一道道的难关，得到了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这可以说是他大智慧的一个典型事例。在90年代末，我曾有幸在京面聆张老讲往事，他认为信与不信只是人生的选择不同，最多是个信仰问题，不是品德问题。但假若将小说笔墨来写历史，为了抬高自己而不惜歪曲历史真实的话，那就是品德问题了。他曾难得如此愤慨地写道：“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香粉都是加工过的，本色并不如是。”因此，尽管在80年代杨沫曾多次与他有过联系，但两位文化界的名人最终还是没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次说他的大清醒。作为1935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知识分子，长期在出版社工作，居然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没被打成右派分子，那完全可以说是他大清醒的结果。1957年的5、6月间，开始整风，要求大家参加，他就表示积极参加，而且装作踊跃，先是每次开会，他都做那几个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来不及发言的人中的一个。后来党的书记拿着本子找人去一个一个的面对面征求意见，逃不掉，就坚持文不对题，以歌功颂德为主，最后夹一点点鸡毛蒜皮。回家面对妻女，照喝二锅头一杯。但不提意见过不了关，党小组长又找他谈话，并用启发式及引蛇出洞法，让他对三五反中对他拿编委审稿费作贪污处理之事提意见。他仍坚持只说受教育，感谢党恩及自我批评的话，不提意见。说得党小组长半信半疑。过几天又来找他，要他解除思想顾虑提意见，他坚持将前几天说过的话再讲一遍，末尾加一点新调料。对方听完，沉吟半天，然后辞去，从此结束。终于没有成为右派。
再说他的大深刻。他原来是一个研究语言文学的专家，出版过《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佛教与中国文学》、《作文杂谈》、《诗词读写丛话》等。但从80年代开始，他写作无数的思辩散文和大量文史随笔，无不透露着他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思想精神，如我现在手头就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禅外说禅》、《望道杂纂》、《说梦楼谈屑》、《说梦草》、《流年碎影》、《民贵文辑》等。他的深刻首先在于他的平民思想，以世俗和常人的价值信仰和思维方式来论事说理论史谈人，而不随任何风而动，也不听一千遍的假话而信其真是他一辈子的为人处世原则。他淡泊名利，淡泊物质，一辈子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是因为他认为人生的快乐只能来自于“唯心”的精神。90年代末，我在同乡前辈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教授和罗潇华伉俪的引领下来到德胜门外华严里张老三楼狭小拥挤的斗室之中拜见敬仰已久的张中行老，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如此德高望重名满中外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大学者的居室竟然如此的逼仄简朴，也许是一点也没有装修过，地面墙壁都是素面朝天，紧靠门边是一个接待客人的沙发，只有沙发前一盆富贵竹青翠欲滴。那天他还请我这个苏州晚生在楼下烤鸭店里吃了一顿虽然简朴却令我永远难忘的文化之餐。席间他给我说了一些过去的事，还说了他对信与疑的看法。我拜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他的深刻正是在于他的民本民生民主的思想，他曾经赠我一本《民贵文辑》，书中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对历史上许多从帝王到学术的人与事进行了独特的反思和重识，对于如何来做一个人格独立清醒思考精神自由的人非常值得一读。
1999年10月28日，张老给我来信中还表示“姑苏地方人多有可恋，如健康允许，当力求前往小住也”，但不久就听蓝先生说张老卧病，后虽有好转，姑苏之行终未成行，遂为永憾。每每思之，哀痛之情，难以言表。报上说张老最后没有留下遗言。但我知道，他早在多年前就已在一篇《自我提前论定》的文章中写道“于本人驾临八宝山之前或之后，送来超出实况的浮名，我必谢而不受”。他还在一篇《自祭文之类》文中表示，他对身后的溢美之词，决不承认云云，而这更是他大智慧、大清醒、大深刻的最终体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