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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恩・C・布思 |
1988年夏末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去芝加哥大学访学，我有两位学术联系人：韦恩・C・布思教授和詹姆斯・E・米勒教授。到那里两天后，布思教授就约我到办公室见面。这位世界知名的大学者毫无架子，一头银发，戴着黑色粗框眼镜，对人坦诚，说话风趣幽默，常常一脸慈祥的微笑。我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修辞学》中译本送给了他，他对中国在短期内把他的著作翻译出版了两次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当时他已有广西人民出版社的译本了。当场他签名送了我一本英文版的《小说修辞学》。当谈到美国学研究会邀请我们这批富布莱特学者参加当年10月在迈阿密举行的年会，而我人地生疏，且没有信用卡，要打电话到该学会指定的航空公司订机票不方便时，他便立即用他的信用卡为我订票。后来，他曾几次请我在芝大教员俱乐部餐厅吃饭，每次他都会请另一位教授作陪，这些人中有余国藩、李欧梵教授等。那年12月，我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请他谈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在美国的状况。他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少数族裔批评、以及芝加哥学派、过去的新批评、小说理论发展的状况等等问题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篇访谈录后来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上。次年6月里海大学的彼德・白德勒教授（他1987-88年曾在四川大学任富布莱特教授）和他夫人来芝加哥，他们过去曾是布思的学生。我请布思夫妇和白德勒夫妇到家里吃饭。我按照从国内带去的《大众川菜》如法炮制，做了豆瓣鱼、红烧牛肉、烧鸡块、木耳肉片、鱼香茄子等菜，布思夫妇竟直呼：“味道好极了！”。他们师生分别多年后聚会，相谈甚欢。1999年底我离开芝加哥回国之前，布思专门挑了一些书送我。我在芝加哥大学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在校园里看见布思教授肩上背着一个学生用的大书包、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脸上总是带着他那慈祥的微笑与人打招呼。
1996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研究”立项了，其中一章就是关于布思的小说理论。我把此消息告诉他后，他立即把他的主要论著寄送给我。三年后完成了这一课题，我写信请他为即将出版的书《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写序，他欣然答应，不久就把序言寄来了。1998年夏末，我应美国著名刊物《新文学史》主编拉尔夫・科恩教授邀请前往弗吉尼亚大学访学。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下机后偶遇布思夫妇，他们正好去弗吉尼亚大学看在那里任教的女儿（她也是英文系教授，并专长于小说批评），他们邀请我乘他们的车，开车把我送到科恩教授为我定好的宾馆。多年来他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永生难忘。1999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曾参加年底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现代语文学会的年会。那是一次世纪末的盛会，有近万人参加。在会上再次见到布思教授和米勒教授夫妇等多位朋友和熟人，没想到这竟成了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布思教授1921年生于犹他州，1950年获芝加哥大学英文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哈弗福德学院和厄勒姆学院任助理教授、教授和英文系主任。1962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在动荡的60年代（1964-69）他担任一项很难做的职务：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当时许多美国大学，包括柏克莱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都发生了学生和教职员造反，占据学校行政大楼、与警察对峙、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
1981-82年他曾任美国最大的文科学术组织现代语文学会主席。
布思是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上芝加哥学派领袖R.S.克莱恩的学生，他本人成了该学派第二代的领头人，而他的学生詹姆斯・费伦现为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叙事学会主席。前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申丹教授主编的“新叙事理论译丛”中《作为修辞的叙事》便是费伦的著作。布思是我国文学批评界熟悉的一位学者。他的《小说修辞学》的两个译本在我国出版后，我国学者关于小说理论和叙事理论的著作大多引用或讨论了他的这部论著。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反讽修辞学》（1974）、《批评的理解：多元论的力量与局限》（1979）、《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1988）、《修辞的修辞学》（2004）。他的《小说修辞学》被称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被译为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7种语言，该书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如“隐含的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都成了当今叙事理论的标准术语。在布思去世后第二天（2005年10月11日），芝加哥大学的公告称《我们所交的朋友》“成为文学研究中伦理批评的试金石”，布思是“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同日，《纽约时报》载文悼念他，称他是“20世纪后半叶卓越的批评家之一”。这样的评价毫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