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剧照：村民们用草叉迎接德军战俘
经历了惨烈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拍摄战争题材的故事片成了苏联电影人的拿手好戏。这些二战题材的作品中有不少成为了世界影坛的战争
月前，亚历山大・阿塔西杨的新片《贱人》（Сволочи）刚开过首映式，就收到联邦安全局的通告，勒令导演改动影片的若干细节方能公映。一部剧情片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重视并非意外，这全是影片故事惹的祸。片子说的是二战期间一群少年犯被苏联特工弄到一个专门的训练营，经强化训练成为攻击纳粹的自杀袭击者的悲剧故事。联邦安全局宣称，它的档案库里根本就找不到类似记载，苏军也从未设立过这种训练营，电影虚构了历史事实，影响不良。此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部小制作战争故事片《昏暗》（Полумгла）刚一停机，主创者内部就祸起萧墙，两位编剧对导演怒目相向，把官司从国防部打到了文化部。
近几年，导演们对战争片的反思和战争本身的思考无疑收获良多，已有亚历山大・罗戈仁的《布谷鸟》和小阿列克谢・吉尔曼的《最后的火车》在先。阿尔特肖姆・安东诺夫的《昏暗》跟这些影片亦有共同之处，它们都选在炮火纷飞的前线之外展开故事，回避战争的直接冲突，挖掘特殊环境下人物内心的深层反应，予个性以更广阔的空间。但是，问题也出在这儿：新影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当他们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时，前辈们搬出传统法规轻加指点就足够他们消受。虽说上一、两代影人中也绝少战争亲历者，但他们显然对如何把握战争艺术更有发言权。
围绕《昏暗》的纷争虽是艺术上的纠纷，但这片子的故事也怪得可以。影片从受伤的炮兵中尉格里戈利・阿诺辛养伤的战区医院展开。前方的激战让阿诺辛身心俱损，但他还是摆脱了医院的休养生活，偷偷跑去了前线。很快他被自己人捉住，但部队派给他的是一个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特殊任务――他要押送一批德军战俘去偏远的村子修建无线电转播塔。阿诺辛从没这么近距离跟自己的敌人打交道。困苦不堪的跋涉让他渐渐了解，自己的命运跟眼前这帮打散了的年轻德军士兵没多大差别。一干人坐了火车又换狗爬犁，终于到了那个指定的小村落，也就是做了片名的“巴鲁格拉”――“昏暗村”。
这村名倒是跟这里的现实很配套――湿黑的泥雪，惨淡的天空，还有所剩不多的留守村民。昏暗村几乎与世隔绝，要说外边的世界还没忘了它，那是因为还有一个疯颠颠的邮差常来。但是这家伙似乎跟死神有关――他只带来坏消息，他一来村里，准保又有谁家的女人成了寡妇。
欢迎阿诺辛和他的德国战俘的是村妇们手里的一只只大草叉。但是，情随日变，寡妇村里的女人们对这帮德国青年有了好感。这也难怪，放下武器，谁都是人。两个世界的人，更确切说是两性间的相互吸引，有时候简单彻底，根本就用不着语言沟通。
“电影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对白，”导演阿尔特肖姆・安东诺夫在受访时说，“用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界定性格和事件脉络，比用语言来得更透彻。”摄影师瓦洛维约夫也将镜头落在人物的面部表现上，这种方式对营造故事的悲剧氛围非常有效。电影的场景设置极尽真实，主创人员几乎全是牛刀初试，导演本人也是第一次拍摄长片，还从圣彼得堡人类史博物馆请来顾问助阵，大有片不惊人死不休之势。
争论起自对结尾的处理。安东诺夫同他的两位合作编剧保尔加林和斯米尔诺夫有了全然不同的处理方式，让后者大为光火。电影结尾处，一队（显然是内务部的）人马出现在村子里，不由分说将德国战俘带走处决。他们并不理会阿诺辛副手的指责，把他提交的村民通敌的证词撕得粉碎。这个似显含混的结尾实际上增强了影片的悲剧感染力，但这一处理来自导演的手笔，并非原著之意。导演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违法的处决十分常见，并非超乎情理。但是，原作者认为安东诺夫篡改了整个作品的原意，不符合历史事实，便向国防部递交了申诉书。
“真没想到发生这等事。”安东诺夫说，“按照合作协议，电影脚本完全可以修改，而刚开拍的时候两个编剧都没怎么介入。后来，几个人合作得很紧密，几乎每天都泡在一块商谈剧情……他们答应过一个月给我新脚本，但拍摄工作不能再等下去了。”实话说，是隔代效应在合作中播种了不和谐的种子。安东诺夫还不到30岁，而两个老作家已经进入老年，他们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的，至少比导演长上两代，跟年轻人的合作难免遭遇代沟。
剧作是否忠于史实，俄罗斯文化界实在喜欢较这个真，否则不会受理这种笔墨官司。其他国家大多比他们宽容――只要大方向没错，观众都会看中艺术的一面。历史题材片最终还是艺术品，不是历史文献。俄罗斯影坛上下目前还没超脱到这一步。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导演选中这样一部脚本？此前仅仅执导过一部短片的安东诺夫说：“我被它打动了。我看到的是一出现代戏，一个充满现代感的冲突。我现在还在读书，还在看。我更愿意导演一些关于现代冲突的题材。我喜欢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故事，我要尝试发现时代英雄。当我理解了这一切，故事自然就融合到了一起。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出头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