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1921年，他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这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已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红楼梦考证》一文是在什么情况下撰写的？其写作目的、具体过程如何？不少读者则并不了解。
说起来颇为有趣，《红楼梦考证》一文并非胡适主动写成，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
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著名学者的帮助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小说出版后，以其新颖的版式、标点，认真的校勘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在亚东图书馆所推出的十几种新标点本小说中，无疑以《红楼梦》最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对学术史而言，它的出版，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从此，《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受到学界的关注，在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和推动下，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一起被并称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显学。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情况复杂。亚东之所以先出《水浒传》、《儒林外史》，就与此有关。正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言：
因为资本问题，商量来，商量去，《红楼梦》篇幅过大，不能不放到后面再出。
从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给胡适的书信来看，他们两人实际上是有分工的，汪孟邹作为老板，主要谈大事情，比如如何出版、销售，约请做序者等。汪原放作为校勘整理者，主要谈具体的事情，比如如何标点、分段等问题。
请胡适写《红楼梦考证》主要是汪孟邹在做工作。从汪孟邹给胡适的书信来看，这篇具有开创意义的宏文实际上是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产生的，胡适显得较为被动，并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么从容。
1920年12月4日，汪孟邹给胡适写信，第一次谈到为即将排印出版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
红楼梦有一千二百页之多，阴历年内为日无几，拟陆续排完，待开正再行付印，约阴历正底二初即出版发行也。但排版费一项亦非千元不可，甚为不易。现拟发售预约，收些现款，以资补救。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仲甫仍作一叙，已与他接洽过也。
请胡适写序，一是因为他此前已写有《水浒传考证》、《吴敬梓传》，似乎形成了惯例，《红楼梦》出版，也要写篇序；一是因为《红楼梦》篇幅较巨，刊印成本太高，需要胡适作序进行宣传。
胡适的回信现已无法看到，不过从汪孟邹12月11日的书信来看，胡适不仅对发售预约的事情持异议，而且还不大愿意做序。为此汪孟邹进行了说服工作：
所云红楼梦。共分三节，除怕有错误一节，由原放另行详达外，其怕滞销一节，有点与事实不符，炼业此近二十年，略有些经验，凡出版书籍，必须同类的至少有三五种，方可畅销，否则独木不成林，一定不行，不但毫无滞碍，且相得而益彰。儒林一号出版，销路不减水浒，且带销水浒不少，是其确证炼意。红楼销场将来必较水浒、儒林尚要加好。炼是一苦鬼，如果真无把握，决无如此冒险之理。此节请兄不必代为过虑。至吾兄因病不能做文，与红楼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个问题，使炼十分焦灼，但此事欲罢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问何时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并纸版费近一千元之多，不但过缓势有不能，即今岁不卖预约，我的经济上亦将不许。现拟得吾兄许可后，即开始卖预约，至阴历年终截止，收回一千元的费，大约不难，阴历开正即行付印，二月初旬出版。炼意兄的病体虽未全好，但此叙至阴历正月底以前做好，并无妨碍，尚有三个月之时间，未识可以应许我否。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请酌复，炼真无任感激也。
从汪孟邹的回复来看，胡适对《红楼梦》的出版没有信心，他担心新标点本错误，担心卖不出去。至于做序，他实际是想拒绝的，因为自己正在生病，且《红楼梦》的材料不好找。这让汪孟邹有些着急，他在书信中一方面给胡适鼓劲，让他不要为销售的事情担心，一方面又道出了自己的困难，《红楼梦》已经排了八十多回，资金投入一千多元，可以说是骑虎难下了，最后告诉胡适，做序的事情可以宽限三个月的时间。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作为老朋友，胡适是无法推脱的。但他对发售预约一事还是不满意。
为此汪孟邹于1920年12月14日写信，进行解释：
有正八十回本昨晚已快邮寄上，兄谓此种书卖预约不甚相宜，炼深以为是，故排印水浒时，拟卖预约，后即因此中止。但红楼卖预约，一是靠水浒、儒林的信用，因此二书排印校对舆论对之尚佳，二是红楼盼望早出版者较水浒、儒林尤著，来问的甚多，即卖预约，即有定期出版，盼望者较有着落，可以安慰。三是预约较特价尚要从廉，于买者亦殊经济，四是排版并纸版费已近一千元。纸张飞涨，年外更费，不得不办好若干刀，须巨款，年关之过，甚属为难，是以预约出于不得不行，但事实上亦尚可以行也。
寄有正本过去，说明胡适已经答应写序，并开始寻找材料。对于发售预约一事，胡适和汪孟邹的看法不同也是很正常的。胡适是局外人，会更多的从社会反应方面着眼，而汪孟邹是书店老板，面临着资料缺乏的实际问题，卖预约则是个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胡适虽然反对，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并反复解释，以求得胡适的理解和支持。
稍后，汪孟邹似乎有些不放心，在1920年12月19日的书信中又叮嘱了一番：
红楼的叙是一定靠得住的，感甚，感甚，广告所载的是叙，届时如改为考证，不但无妨，且更好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胡适已无推脱的余地了。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胡适并没有动笔。大约到1921年3月的时候才开始着手。1921年3月12日，汪原放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及此事：
听说兄已着手做序，我更乐极了！
在1921年3月24日的信中，汪原放又提到这件事：
兄乘着罢课的机会便动手做《红楼梦》序，那是万没功夫做吴敬梓新传了。
据胡适的日记，他是3月27日写完《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确实写得有些仓促。可见他本人也不满意，随后就让学生顾颉刚帮他补充材料，想重写一番。
1921年4月1日，汪原放给胡适写信，说自己已收到这篇文章：
你的信和《红楼梦考证》均已收到了！
《红楼梦考证》已经付排，大约一礼拜左右可以打一份清样，连同原稿寄上，还要请兄自己再校一遍。（原稿付印时，不得不加上几种排法记号，我想该不碍事罢。）
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当胡适被汪氏叔侄连劝带逼，赶着写《红楼梦考证》时，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此事对于20世纪红学的重要意义。其后，胡适多次提及自己撰写《红楼梦考证》之事，但省略了这些颇有些狼狈的细节。说句带些玩笑色彩的话，当时的胡适，想不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汪氏叔侄都不允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