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茅盾接手主编商务印书馆的老牌刊物《小说月报》，使它成为新文学阵营拥有的第一份纯文学刊物。更令一班新派人士扬眉吐气的是，改革前的《小说月报》是一份颇具权威的鸳鸯蝴蝶派刊物，这一仗，因此被视为新取代
如同被格式化的硬盘，1921年前的《小说月报》就此隐入历史的暗角，在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中被清洗干净。1921年后的《小说月报》作为最重要的新文学刊物之一，被影印，被收藏在每一所大学的现代文学教研室里。不是研究专家，谁还记得这一份名刊的前11个春秋？
创办《小说月报》之前，商务印书馆的招牌刊物是名列晚清四大小说刊物之一的《绣像小说》。1906年，主编李伯元去世，商务不愿放弃这块市场，遂于1910年再办《小说月报》。在发刊辞中，主编王蕴章明确表示这份刊物要继承《绣像小说》的办刊宗旨：“用广前例”与“贡诸社会”。
不论是版式设计还是刊物内容，《小说月报》都比《绣像小说》更加丰富，当时风靡一时的林译小说是刊物在长篇方面的主打，此外，各类短篇、改良新剧、译丛、笔记、诗词一应俱全。王蕴章是典型的旧式文人，《小说月报》因此以大量篇幅刊登各类传统诗文，小说无论创作翻译，也多用文言。
与注重白话小说社会启蒙功能的《绣像小说》相比，《小说月报》的编者虽不明说，却显然更看重小说的娱乐功能。在第一号上就已标明杂志插图“不尚俗艳”，前三卷还是连续刊出名妓照片，是当时上海流行杂志的普遍做法。从视小说为开启民智之利器，到以小说为助人消遣之玩物，近代上海文坛风气的悄然转变实已初现端倪。
接替王蕴章主编的恽铁樵，因不满刊物的通俗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不单强调不再刊登名妓照片，更声明刊物的风格应是“雅驯而不艰深，浅显而不俚俗”。基于这种理念，他发表了一篇署名“周?”的来稿《怀旧》，并在按语中大加赞赏――虽然采用文言，那却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创作小说。
从读者来信和主编答复中可以看出，恽铁樵对白话小说的认同、对言情小说的拒斥、以及刊物整体风格的严肃化倾向是如何在刊物的老读者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恽铁樵与部分读者的冲突，不妨被视为士大夫文化与新兴市民文化的正面撞击，而他的尴尬之处在那代传统文人中也颇有代表性，在雅俗之间，这代人尚不知该做何种抉择。就在这种摇摆不定中，新型知识分子已慢慢取代他们获取了精英文化的领导权，时代已代他作出了选择。
恽铁樵在编完第八卷以后，退出《小说月报》，他的“百日维新”也随其离去终止。1918年《小说月报》再次由王蕴章接编。也在这一年，恽铁樵赏识过的周豫才君，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再次接任的王蕴章作出了一系列改革，如对白话小说的欢迎、扩充篇幅、增加小说门类，几乎每一期都有些大大小小的变动。就在这种努力追赶市场的脚步中，《小说月报》迎来了创刊十周年的纪念。在大批文友的襄助下，《小说月报》的生日过得颇为热闹，除了专门的小说和文章，杂志还刊出了三幅专为此作的《十年说梦图》，依然是文人的一点雅趣，没有人觉得这是杂志命运的预兆，《小说月报》的十年一梦，已经到了梦醒的边缘。
十卷的最后一期，《小说月报》刊出了“本月刊刷新内容增辟小说新潮栏预告”，宣布增加一个栏目，专门介绍西方新文艺及相关评论。从十一卷起，新旧杂陈成为杂志的一大特色。然而老派读者不喜欢这改变，新派读者又嫌改变太慢，《小说月报》销售量节节下降，据茅盾的回忆，第十号的印数只有两千，是保本都难了。
这一处境将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推到“绝境”，与其两头不讨好，倒不如将宝压在一端。于是这一年最后一期的《小说月报》上登出一则启事，宣告自次年起，《小说月报》从宗旨到主编主创都将发生彻底改变。
随着这份启事到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文学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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