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著作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古代文献，上起公元前8世纪，以荷马史诗为发端，下讫公元7世纪，以在“晚期古代”的影响为特征，举凡诗、散文体史著、剧作以及修辞学与哲学论著等无不包含其中。
文化史上言之，希腊文献对罗马的影响盖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后来才与拉丁文献一并而为“古典的”。
海特在其《古典传统》一书中曾指出，“古典之于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影响的途径有三：翻译、模仿与创新”。事实上，这三种途径的作用亦适于西方古典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承。就罗马而言，它正是在对希腊文献“翻译、模仿”的基础上才“创新”出一种独立而富有活力的文化的。在西方历史上，罗马诗人李维・安德罗尼库斯作为“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第一人，早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即已把荷马的《奥德塞》移译成拉丁文。而其后的维吉尔、普劳图斯、塞内卡以及西赛罗，他们的诗作与剧作，他们的演说词与哲学论述又何尝不包含着诸多的希腊因素呢！另外，我们在近东亦可辨识出“翻译”上的此种影响，但就古典文献的传承而言，惟以阿拉伯语的翻译本为多且流传了下来。公元833年创建于巴格达的“智慧宫”作为翻译机构，一方面是把大批希腊文的科学与哲学著述移译成阿拉伯文与阿拉米文，另一方面又肩负着把译作发行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的重任。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位“哲学家”肯迪当年不仅传播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而且还有盖伦的思想，其后继者拉奇斯与法拉比的理论与实践则为11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本・西拿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集医生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伊本・西拿，在大量占有医学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与实验补充了希腊人的学说；在哲学上，他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同时还有非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要之，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德、托勒密等古典著作家的著述无不见于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传统。
在客观上，以他种语言出现的翻译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成方式，其功用还在于传承业已亡佚的古典文献，尽管这种传承是间接的，有时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我们知道，浩如烟海的西方古典著作在流传过程中，经水火兵燹，或因书写材料本身所限，其中一些写本早已不得复见，但根据底本移译而来的翻译本有的却辗转流传下来。另外，我们在校勘某一古典著作的写本时，除了爬梳写本之间本身的传承关系外，独立于抄校稿本之外的翻译本在校勘过程中则起着他校作用。例言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记》（八卷本）传世的写本有40余种，法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的皮纸抄本中有A本、B本、E本、H本和P本，其中B本是10世纪的抄本，H本为14世纪的抄本。H本在传抄的时间上虽然较晚，但在构建修氏著作的版本谱系中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从H本与B本的渊源关系上看，H本卷六第92节第5句以后的内容直接承袭于B本，因为H本中明显而典型的语法错误以及“鲁鱼亥?”的笔误等均见于B本，也就是说，B本与H本的传承关系始于卷六第92节第5句以后各卷的节与句。作为旁证，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L.瓦拉于15世纪所译的《伯罗奔尼撒战记》拉丁文本，不仅是近代西方译本的主要底本，而且行文之间亦反映出B本与H本的这种传承关系，因为瓦拉当年所依据的底本即是巴黎本中的H本。综观近现代校勘家对修氏著作的校勘实践，事实上也正是以瓦拉的拉丁翻译本作为一种他校文本的；而希波克拉底、盖伦等医学著作的校勘在某种程度上亦得益于阿拉伯语的译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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