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社科学术评价机制中，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在考量学术成果时，重原创、轻翻译。于是，为了晋升职称、谋求相应的福利待遇，许多学者放弃或减少了自己喜欢的、具有学科建设价值的翻译工作，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所谓“原创性”的写作中去。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真正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研究工作，但
自近代以来，随着欧美学术思想的传入，与“国学”相对应的“西学”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和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学术界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因此，从各个方面讲，研究“西学”已经成为我国学者不可回避的任务。然而，“国学”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学术传统，已经有了成百上千年的积累，已然十分成熟。而与之相比，“西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短，国人接受“西学”又受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不借助翻译之力很难完成，因此“西学”在中国尚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进行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便是对西方经典和阐释类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因此，采取对待“国学”的态度评价“西学”研究成果，重“原创”轻翻译，对“西学”研究者是非常不公允的，会极大挫伤学者们翻译和介绍“西学”的热情。因此，我认为在考量学术研究成果时，一定要依据各个学科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标准、区别对待。比如，对一个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评价他的学术成果的标准自然应当是看他的论文和专著，重视他对学科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而对一位研究希腊罗马的学者来说，他的论文和专著当然是一个衡量其学术成就的重要参照，但他对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也应该被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些工作相对于一个正处于建设时期的学科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无疑比那些低水平的“原创”作品要大得多。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坚持重原创的标准，也不必然要采取轻翻译的态度。应该说，二者是不矛盾的，翻译本身便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凡是对翻译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翻译（尤其是翻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的是语言能力，而且还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这几方面缺一不可。可以说，翻译不仅体现了翻译者的语言素养，更浓缩了翻译者的生活经验和学术积累。正是这些方面的支持，才保证了翻译者能够成功地将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体现了不同于我们的文化的作品，成功地转换为我们的语言，使我们能够借助我们的母语了解一种非常不同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现代许多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无不是借鉴乃至引进西方学术的结果，它们的规范化无不得益于翻译引进之功。它们的基本规范术语，是我国几代翻译家创造性的成果，对我们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的几代学人已经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做了大量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首先，我们有一些西方的“元典”尚未翻译，比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等等，这些著作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读物，如果没有读到这些著作，我们的“西学”就很难说是已经登堂入室。其次，有一些西方的经典著作需要重译，它们或者由于版本原因，或者是借助另外一种语言转译，我们的中译本很难准确地反映它们的本来面貌，甚至会使我们对其产生误解，直接影响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再次，经典阐释性的著作也是我们有待开发的一个领域，经典著作由于其寓意深刻、论证独特，往往很难为我国读者阅读，如果我们将西方当代学者所写的“解经之作”配合“元典”著作系统译介过来，相信对我国学术建设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应该改变学术界重“原创”、轻翻译的评价机制，给予学术翻译应得的重视和承认，这样，我们的学术繁荣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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