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看《汉语成语词典》，查“杀鸡儆猴”这句成语的含义，上面没作具体解释，只是引用了《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的一段文字作了间接说明：“俗话说得好，叫做‘杀鸡骇猴’，拿鸡子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但凡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或被儆戒过的猴，对此类意思，想必都有切身体验。
40年前，我第一次去
尽管此后我还在各种不同场合见过这样的场面，有的甚至更吓人，但这一次的印象却特别深刻，几乎成了我对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记忆，原因在于我当时就是一只隐藏在旅客中观看杀“鸡”的“猴”。我所在的位于大巴山深处的社办场、茶场，主要就是用来安置那些被重庆市各级学校“不予录取”的“黑五类分子”子女的，尽管这样的“分子”绝大多数的帽子都是错戴的，但当时离平反昭雪还有一段天涯路。社办场兴建于1964年。两年后“文革”爆发。我们以为有了机会申述我们所遭遇的不公，于是满怀希望想去北京讨个说法。没想到刚上路就遭遇了上面那一幕。我躲藏在围观的人群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地忐忑不安。在前面临近的车站下车吧，知青们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回去如何交代；继续呆下去吧，又担心露出猴子“尾巴”，步那位地主子女的后尘。虽然我最后还是成功隐瞒身份，混在旅客中到达了目的地，但第一次近距离亲临杀“鸡”现场的恐惧、矛盾和无奈，从此便像紧箍咒似地，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开局既然如此不利，上访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又过了两年，社办林茶场受到“文革”洪流的冲击而自动瓦解。我们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回城的机会，而是和其他大批新知青一样，被安排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地处偏远山乡的农民对我们的身份比较陌生，最普遍的认识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所以，我们不仅享有和贫下中农一样的劳动工分，一样的粮食分配，一样可以参加“早请示，晚汇报”，队里有些称斤记帐又轻松的活路，还常常让我们去做，因为我们“有文化，而且信得过”。这样的“平等”待遇，不仅对于农村的“分子”及其子女来说是非分之想，就是对于上学时期的我们来说，也属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白日梦。那时的界限是分得很清的：上课，出身好的坐前边，我们坐后边；老师开小灶，他们在里边，我们在外边；考试他们开卷，我们闭卷。故此，插队落户的日子虽苦，我们却如释重负。不料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队长的老婆突然凑到我耳朵跟前问我：“你们城里的资本家和我们农村的地主有什么不同？”我一时语塞，继而脸红得像猴子屁股。看来她已听到了我祖父是“资本家”的传闻，毕竟我的履历表总是这样被填写的。面对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要回答这个社会发展史学上的问题本来就很难；加上我祖父并非资本家，他自己没钱，只不过是利用社会集资为社会做了许多事情，即使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钦定的标准，他也绝对戴不上“资本家”这个帽子。可是这样去对她解释，只会越搅越乱，落得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下场。她见我面有难色，口张不开，就岔开了话题，不再追问。我却从此心里明白：“紧箍咒”还在头上悬着呐，尾巴还得夹紧才是。
我们队里有两户地主一户富农――严格说来是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子女，因为当家的早都死了，由老婆和子女继承他们的剥削阶级成分，这样生产队也就有了儆猴的“鸡”。但因为我们的队长比较务实，向来认为“多生产点粮食比开那些逑莫名堂的会强”，所以这些“鸡”只是关在“笼子”里，没有试过“刀”。但是邻近那些没有“鸡”的生产队，却要到我们生产队来借。队长老实，不敢不借。三户“分子”中，有一家是独子，还当过几天乡村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扫地出门，回乡务农，但“臭老九”的眼镜还始终架在鼻梁上；另一家是独女，30多岁了还没出嫁，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却招不来女婿上门。队长显然想给他们留一点面子。所以每次“出借”的任务就必然地落到了张姓地主家。张姓地主早死，其老婆带着三个儿子住在生产队边上一座破房子里。当时大儿子已经四十多岁，没讨到老婆。小儿子不到二十岁，也是单身。唯有二儿子结了婚，老婆却有些智力残障。三个儿子平时只知道埋头干活，从不敢乱说乱动，连农民习以为常的打情骂俏，他们也绝不敢沾边。即使如此，也难逃当“鸡”的命运。而每次“出借”的往往都是张家的大儿子，因为二儿子有老婆、有孩子；小儿子还有希望讨媳妇，不能破相。对此，队长心中自知不公，所以每次出借之前，他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儿子：在批斗会上放“老实点”，“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不伤皮肉，骂几声算不了什么。大儿子也总是顺从地点头唯唯。尽管这样，他还是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回来。队长见状只能叹气。我虽然对他也动过恻隐之心，但不敢说出口，有时还暗自庆幸自己当“猴”总比当“鸡”强。
以我当时的见地，参加镇上的公判大会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在我看来，公判对象都是以身试法，罪有应得。于是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参加公判大会有一种向往，似乎只有在那种时候，自己才能晋升为猴王，摇身一变进入做人的境界。有一次，镇上召开公判大会，我自然没有缺席。其中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犯的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路线”罪。他把关乎上千万知识青年命运的那块语录牌从墙上摘下来，放到了我们平时赶场的马路边，还将一封用红笔写的信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面。信中竟敢公开对抗最高指示，竭力动员我们尽快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去，不要再在农村搅扰农民安宁。有此明显物证，公安局很快就破了案。据说罪犯原本就在押，最近才越狱外逃。过去犯的什么罪不清楚，单凭现在这宗罪，就足以再判他二十年徒刑。未等台上的宣判完毕，台下的群众已经义愤填膺，声讨的口号此起彼伏：“×××，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读‘qie’音，当地方言‘吃’的意思）！”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声音。此时只见一个农村青年急步跨上宣判台，使足全身的力气，当胸就给罪犯一拳，鲜血顿时从他的口鼻处流了出来。这一拳无疑又把我打回了猴的原形。本来嘛，“杀”这样的“鸡”，不正是给我这样的“猴”看的么！
“鸡”被杀了仍然是鸡，可“猴”被骇得丢了魂，还能算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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