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实在是一个如此遥远而模糊的从前。那一年,美国颁布了《破产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企业破产方面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法律阐述。那一年,伟大的微软公司才刚刚3岁。福特汽车公司的传奇总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于嫉妒开除了,后来他奇迹般地救
活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成为了美国英雄,也成了中国企业家最早崇拜的对象之一。你会发现,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那么陌生,相差非常远。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案例第三辑》一书,“商业历史”一章中,专门以“1978:中国回来了”作为标题,给我们讲述了当今中国顶级企业家在1978年那个时候的选择,他们创造中国新的商业历史的雏形。
牛根生 | 刘永行 | 任正非 | 柳传志 |
《案例》第三辑 吴晓波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前后,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在记忆上有些模糊,因为在那天的报纸上登载的是一篇关于科学养猪的新闻。
不过,不管养牛还是养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陡峭的早冬,先知先觉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当年2-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主席。邓小平当上政协主席后,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他不会料到,再过10年自己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2万元创办一家叫做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科学大会召开之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显加快了。4月,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生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在辽宁,在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北京176中学的青年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6年后创办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陡上了分数线,但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仨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内地首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那么幸运。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他是一个苦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就被从乡下卖到了城里,据说仅值50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3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养父去世后,牛根生接过牛鞭继续养牛,5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在那里干了16年,然后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6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