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帧照片。照片上是著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德军围困的列宁格勒，身穿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一个侧面肖像。从此，这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便成了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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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19岁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他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显示出惊人的才华和娴熟的技巧，像是出自一位成熟、睿智的作曲家之手。他的早期作品个性鲜明，具有现代派的特征。20年代是苏联文艺界各种创作流派争奇斗艳的时期，他和许多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一起，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进入30年代，先锋派的实验便告结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唯一准则。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完成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手法新颖大胆，上演后风靡一时。但到了1936年2月，《真理报》发表题为《喧噪代替了音乐》的社论批判该剧：“这种音乐令人难以捉摸……唱歌被喊叫所代替”，“它是故意做得‘颠倒凌乱’”，“苏联音乐中这种倾向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小资产阶级的‘革新’，结果是脱离真正的艺术，脱离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歌剧作者借用了爵士乐中那些歇斯底里、痉挛、癫痫的东西。”
几天后，肖斯塔科维奇的舞剧《清澈的溪水》又受到《真理报》的批判：“木偶式地歪曲集体农庄的生活”。十天内连遭两番轰炸，这种处境令人不堪设想。但为了亲人总得活下去呀，他咬咬牙挺过来，转年完成《第五交响曲》。这部作品发扬了俄罗斯古典交响乐的优良传统――高度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再没有标新立异的东西。果然，它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聪明的作曲家用自己的新作来回答对他的批判。于是他被认为“虚心接受正确批评”，从而暂时度过了难关，在大清洗中没被触动。看到与自己同时受批判的戏剧家梅耶荷德的悲惨命运，肖斯塔科维奇不禁胆战心惊，从而认清了现实的残酷性，暗自思忖，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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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肖斯塔科维奇像 |
日攻下列宁格勒，并要在市中心举行阅兵式。可是到了这一天，列宁格勒音乐厅里却首场演出了《列宁格勒交响曲》――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在列宁格勒演出前，人们已用微型胶卷拍摄下这部作品，并带到西方，最先于英国广播演出，后又在美国演奏了62场。《列宁格勒交响曲》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被誉为“英雄交响曲”。人们评论它“表现了人类精神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具有贝多芬的特征。”一位美国听众欢呼道：“什么魔鬼能战胜创造了这种音乐的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尽浩劫的苏联人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在付出数百万人的生命取得胜利后，人们渴望一个比较宽松的生存环境。然而事与愿违，由于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日丹诺夫与马林科夫为争夺斯大林接班人这一宝座，从而引发出一场整肃文艺界的政治运动。1946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作报告，严厉批判作家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这场运动涉及面很广，肖斯塔科维奇也未能幸免。评论界批评他自《列宁格勒交响曲》之后，多年没写出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谴责他的某些新作存在严重缺点――过多地表现痛苦、甚至是病态心理，过多地注意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
日丹诺夫为牢牢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执行极左的文艺路线。1947年是十月革命30周年，中央号召作曲家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创作出优秀作品。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哈恰图良等优秀作曲家拿出的作品都不能令日丹诺夫满意。整顿音乐界的时机到了。二流作曲家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成了日丹诺夫的一个突破口。这部歌剧的内容反映高加索地区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斯大林看后很生气，认为剧中有政治错误，尤其让他不悦的是歌剧颂扬了一位战前格鲁吉亚籍的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泽。这个人物深深触痛了斯大林，因为奥尔忠尼启泽死时对外宣布的是心脏病猝发，其实他是由于斯大林的迫害而开枪自杀的。
日丹诺夫立即以这部歌剧为把柄，1948年1月召开为期3天的作曲家会议。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决议点名批判了一大批作曲家，音乐界“三巨头”――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都在其中，统统都是“反人民的形式主义者”。其实肖斯塔科维奇才是日丹诺夫的真正攻击目标。于是再把肖斯塔科维奇1936年的“错误”翻出，新账老账一起算。肖氏在作曲家协会的领导职务被免去，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授课也受到限制。面对这种形势，他只好表示：“用顽强的、创造性的劳动，创作出与苏联人民心心相印、为他们所理解和喜爱的作品。”
肖斯塔科维奇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创作出了一系列歌颂性的作品，有以苏联改造大自然为题材的清唱剧《森林之歌》，描写俄国1905年革命的《第十一交响曲》和反映十月革命的《第十二交响曲》。他还为许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如《青年近卫军》、《米丘林》、《易比河两岸》、《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和《牛虻》等配乐。以上作品受到好评，惟独《第十交响曲》因有怪诞、黑暗的形象，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作品存在“近似歇斯底里的痛苦感觉”，说他描写的多是现实生活中的否定面，所以又遭到猛烈谴责。
关于《第十交响曲》，我国当代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曾讲过自己与之有关的一件事：1953年风华正茂的李德伦到苏联深造，听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新作感到晦涩难懂。他困惑不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如此沉重？和苏联同行谈及此事，对方只报以苦笑。到了70年代，经历过雨雪风霜之后，年届花甲的李德伦再次聆听这部作品，对其音乐语言似乎一下子懂了许多，引起心灵共鸣，从此对它情有独钟。后来他亲自指挥演出了这部交响曲。
从50年代中期开始，肖斯塔科维奇的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58年苏共中央撤销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错误决议，为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恢复名誉。1960年被吸收加入苏联共产党，并成为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人之一。1962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共6次获国家奖金。
1975年肖斯塔科维奇病逝。以后每逢他的诞辰，官方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会，尽管他的子孙都已定居西方。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忠顺的作曲家。直到1978年美国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回忆录里展现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世人才对其心路历程有所了解。作曲家说，音乐是他惟一的精神支柱。他的创作并不是为了歌颂谁，但为了生存，为了能从事他爱入骨髓的音乐事业，不得不采取某些应变措施，甚至做过违心的事。他声称自己的许多交响曲都是墓碑，是为极权屠刀下的千千万万死难者所树立的墓碑。
音乐界高度评价肖斯塔科维奇，称赞其音乐达到了在特殊时代中艺术创作的极致，甚至将他誉为20世纪的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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