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出版的2006年第2期《文艺研究》发表了李军的长文《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理论模式的比较研究》，从文化遗产史的宏观角度，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不同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实践的理论模式，进行了一项综合比较研究。作者指出，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文章对这一理论问题在西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今天，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1972年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着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会2004年在苏州的召开，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文化遗产”热。中国继2002年颁布经过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之后，目前正在筹备制定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中国入选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31项，居世界第三位；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已有四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概念从陌生到熟悉，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汉语语汇的一部分，正在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意识之中。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和国内一批大专院校相继成立了文化遗产学系，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融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于一体的新学科，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中国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为从业人员从事对文化遗产进行认知、鉴别、普查、著录、保护、保管、开发、利用和修复，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了李军的《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一个观念的知识考古》一文。该文在近年来中国出现的“文化遗产热”中，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冷静观察文化遗产观念的来龙去脉，发掘它层层叠加的含义，它的西方前提和在东方出现的问题。针对国内过于重视世界文化遗产认定的偏颇，该文指出，作为某个共同体重要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实物证据，文化遗产同时具有普遍与特殊的两种价值。不能因为一味强调普遍价值而放弃它的特殊性，即它作为某个共同体特殊文化身份认同的价值。该文还认为，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世界文化遗产依据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标准，实际上源于西方特殊文化价值在全球扩展之中的普遍化，而在这一过程中，隐藏着一段文明冲突的历史。在这把自认为“普遍”的尺子丈量下，世界遗产这块大蛋糕的分配才得以不平衡，形成西方国家独占鳌头的局面。而随着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于世界遗产的认定出现了向文化多样性即特殊性标准倾斜的趋势，体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博弈中，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
今年第2期的《文艺研究》还发表了冯鹏生的重要文章《取法绳理昭德塞违――关于中国书画修复的问题》。该文是对于作为世界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书画修复技法的一次深度的经验概括和理性总结。作为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领域一位德艺双馨的名宿，作者集技术的精湛与知识的渊博于一身，下笔自然非同凡响。作者认为，张彦远、米芾等人关于书画装潢与修复的观点和方法，至今仍然具有经典性意义；指出今天中国书画修复所面临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数以百万计的古旧书画的命运，而古人堪称金针妙药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极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并发扬光大。
毋庸讳言，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事业和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在中国还处在起步阶段。无论是对文化遗产基本理念的认识，还是对国际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以及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总结和弘扬方面，都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文艺研究》杂志于2005、2006年组织一个“文化遗产”研究的系列专题，以期在以上三个领域，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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