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如何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未作出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作者的“批判”既主要集中在所谓“量化制度”上，又对如何建设无系统设计，这是笔者对该书最感遗憾的地方。其实，量化方法不能笼统地予以否定。
《学术评价制度批判》，刘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28.00元学术评价很像是某类体育比赛――比如花样滑冰，同样都有评委会，同样都经过投票，同样都将投票结果公开，同样都需要实现公正的最大化。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少有人指责体育比赛的评比规则不公平，而很少有人对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不予批判。人们所看到听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学术评价制度口诛笔伐，宣泄不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刘明先生所著《学术评价制度批判》一书，对此作了尝试性的解答。他认为，要想有一套让人相对满意的学术评价制度，就应该打破现有的量化评价体系，在完善同行评议制度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一套新的方案。围绕这一中心思路，刘先生对近年来针对学术规范的讨论进行了比较周详的梳理，纵向考察了清末以来的学术评价制度，简要介绍了某些西方国家的珍贵信息，提出了若干思考和见解。应该说，对于完善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此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过，总的来看，正如作者本人所说，“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此书“从学理到文字还比较粗糙”（第253页）。也就是说，书中诸多内容还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众所周知，谈学术评价，必然涉及学术腐败。而学术腐败，就像是一种传染速度极快的病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伤害了学术界的肌体。对此，作者在介绍近年来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案例。可是，在介绍这些案例时，却对某些当事人指名道姓，对另一些人又隐其名讳（第20页）。个中基准，百思莫辨。
作者对学术腐败的某些看法，让人很困惑。比如他说，对违规者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他们当中不乏“有真学问的人”，“打假者中也有骗子”。至于“将学术腐败等同于学术作假”，则属于“偷换概念”，是“抨击小德之缺，而原谅大德之缺”，因而“无助于学界道德状况之改进，也不利达成规范学术的目标。”（第259－260页）然而，笔者不禁要问：学术腐败固然不等同于学术造假，可学术造假又岂不隶属于学术腐败？如果说学术造假只是“小德”的话（况且它并非小德），那么，“小”之不存，“大”将安在？至于说造假者是否有学问，打假者是否为骗子，那显然是另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无论有无学问，均无权造假；无论是否骗子，均有权打假；而打假，当然既有助于学界道德之改进，又有利于达成规范学术之目标。
这样讲，很可能并不足以说服作者。因为，在作者看来，真学者与假学者并不以是否造假相区隔。所谓真学者，乃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纯正学人。而假学者，作者的表述虽然很隐晦，但显然是指名教经师一类人。他说，一个真学者，即使犯了抄袭剽窃的错误，也不能“与假学者合并同类项”。而如今的学术打假，重点指向假研究，却很少触及假学者，这就犯了避重就轻的毛病，根本“无碍于造假之筋骨”（第23－24页）。这里，作者显然混淆了不同层面的问题，所提要求也极不现实。笔者认为，如今学术打假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忽略了作者所说的那种假学者或假研究，而在于打假者尚未具备完整的现代法制精神，因而在打假的同时却时常违法。至于作者所说的那类“打假骗子”，自然愈加败坏了打假的声誉。此外，有效预防和惩戒制度的严重缺位，则使得打假行为仅仅停留在舆论造势上，未能取得硬性的实际效果。但无论怎么说，打假本身应该予以肯定。
当然，学术打假仅仅是学术评价的一种补充，不等于更不可能代替整体上的学术评价。所谓学术评价，照作者的定义，就是对思想产品作出优劣高下的评判（第82页）。思想产品，当然以学术成果为主。可是作者又将学术评价的对象指定为三类：机构、学者、成果。机构与学者何以是“思想产品”呢？笔者不大明白。这里面大概有点概念不清晰的问题吧。特别让人不能苟同的是，作者据其对学术评价概念的理解，提出：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只有学者之间的“学术批评”，不存在学术评价；古代学术既不能也不要进行学术评估（第64页）。可是，古代就不存在对思想产品优劣高下的评判吗？我们固然不能说古代已经形成系统的学术评价制度，却不可否认古代存在着学术评价机制。而且，照笔者看来，古人的学术评价机制还颇为有效。比如我国古人所谓“体例”，所谓“才、学、识、德”，即包含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的内涵。学者一旦违反这些规范，轻者遭人耻笑，重者甚至会“秽”字当头，后世尚遭唾骂。总结借鉴古人的经验，是目前学术评价指标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应该予以重视，不可一笔抹杀。
本书的许多内容，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例如第3章讲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制度，其中前四节所讲多为教育体制和管理方面的内容，应属于教育史的对象。其他诸多章节，也程度不等地存在主题不集中、上下游离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与学术评价相关联，并非可以不论，但篇幅过长，不太合适。
反过来讲，作者对如何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却未作出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作者的“批判”既主要集中在所谓“量化制度”上（主要是第2章，尤其是第55－56页），又对如何建设无系统设计，这是笔者对该书最感遗憾的地方。其实，量化方法不能笼统地予以否定。书中所介绍的美国大学排行榜，不是也采用了量化方法吗？问题不在于量化，而在于如何使用量化，如何使量化趋于科学。
笔者认为，实行代表作制度下的计分制，是促使学术评价制度科学化的有效方法。关于代表作制度，本书只是一带而过（第32页），其实这应该重点阐述。代表作制度可以抵消以数量取胜的量化方法的弊端，而在这一制度前提下编制计分方案，则可以实现同等条件下的最大公平与公正。至于计分依据，则可以考虑作品质量、引用率等等。体育比赛中诸多项目之评定冠军，采用的正是这种制度。还是以花样滑冰为例。它将选手置于同等条件下，不以作品多少、时间长短定输赢，只以分值高低决胜负。尽管各路评委均为专业人士，却最大化地消弭了主观偏好与利益关系，只负担规约执行者的职责，从而实现了民主性与客观性的最大化，使漏洞最小化。同时，它实现了决策的公开化，计分既不匿名，过程亦不隐秘。而且，它还设立投诉机制，给评委以震慑，让选手可诉苦。所谓“学术评价制度批判”，应该将批判引导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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