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生存哲学的快乐精灵

2006-04-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贺绍俊 我有话说

严歌苓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算得上是气盖山河的警句了，但这样的警句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程颐论证寡妇不能再嫁的理由。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就不免感到一阵惊悚，中国的寡妇真不容易，她们自古以来就要承载如此宏大的道德责任。寡妇如果完成了这一道德责任，便有人为她立下一块贞节牌坊，那些用石头垒起的贞节牌坊曾经遍布于乡野村镇，我觉得要让弱小的妇女背负着这么重的石头，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沉重的石头压死，要么是撕下脸面不背这些倒霉的石头。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寡妇的形象往往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被石头压死的形象，这类寡妇充满着哀怨和悲凄；一种是撕下脸面的形象，这类寡妇则明显带有作者主观的丑化。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大概就是最为典型的哀怨型的寡妇形象。西方文化对待寡妇显然没有我们如此道德化，因此他们描写寡妇就要随意得多，有一部奥地利的轻歌剧《快乐的寡妇》，写了一位快乐自由幸福的寡妇，竟风靡了世界，至今仍是经典。与鲁迅同一个时代的林语堂也许是多吃了几年的洋面包，他也用快乐的眼光去看寡妇，他在《红牡丹》中写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寡妇牡丹，作者首先卸去了寡妇背上的道德包袱，让牡丹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由。这样的寡妇形象在中国多少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了。但林语堂笔下的寡妇多半都是生活在深宅大院的贵妇，他将自己所欣赏的西方贵族情调传递在这些寡妇身上显然十分贴切，不过多少与中国文化拉开了距离。如今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也是一个快乐寡妇，但这个快乐寡妇并不似林语堂笔下的其快乐源泉来自西方文化的寡妇，严歌苓写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寡妇，她来自民间，像一只在乡野林间飞上飞下的喜鹊，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快乐精神。

《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乡村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主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必须面对广袤的乡村。这也决定了作家们多半是以启蒙的姿态去对待乡村尤其是乡村的妇女，于是文学中的乡村往往是苦难的、愚昧的。拯救乡村的任务非常艰巨。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当然要写以苦难，王葡萄的一生似乎始终伴随着苦难，她七岁时就死了父母，跟着逃黄水的人群逃到了史屯，才被孙家收为童养媳。但严歌苓不是启蒙主义者，甚至都不是人道主义者，她是以一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进入写作的，她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爱意。因此她的小说不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即使面对苦难，她不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韧性。当然，事实上严歌苓的小说并没有拒绝意义，在她的对生活充满了品赏和体悟的兴趣中，也就彰显出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她对寡妇王葡萄就是非常欣赏的，她以快意的、鲜亮的语言讲述着王葡萄的故事。王葡萄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聪明的女性，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王葡萄十四岁就成了寡妇，但这并不妨碍她理直气壮地生活，也不妨碍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爱愿望。她的生存哲学是以民间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她的公公是她的最重要的老师，启蒙课就是从洗衣服开始的。公公教她有人要考她的德行，所以衣服里有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还不懂事的王葡萄从这里不仅学到了德行，也学会了怎么应事，怎么做人。当然这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突出表现在她救出被枪毙的公公，并将公公藏在地窑里一藏就是一二十年。这是一个传奇式的故事坯子，严歌苓却消解了它的传奇性，把它纳入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史中，这样一种处置方式，就使得主人公王葡萄的快乐自在的民间生存哲学更加强壮。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处置方式，但我以为严歌苓还是有些浪费了这个传奇式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窑洞里，只有公公与守寡的媳妇两人之间的交流，生与死，爱与恨，统统都在这个窄小的世界里压缩折叠，如果严歌苓多在这个世界里作一些停留，她会发现王葡萄内心更丰富的色彩和更细微的变化。

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么一位张扬着民间生存哲学的快乐寡妇，她虽然是小说中的第九个寡妇，却是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快乐寡妇。

　　（《第九个寡妇》，严歌苓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