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笼统的名称不能概括所有酒的味道
大仲马笔下有“三个火枪手”，足球场上有“荷兰三剑客”，中国文坛历来也不乏“三XX”之说：“宁夏三棵树”、“广西三剑客”、“河北三
那么，冲出文坛后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否受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评论家孟繁华认为，不能否认，舆论确实也是有力量的，不断地强化这些说法，对作家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可能会产生某种暗示作用，使之在创作时会无意识地强调地方性或地域性。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文坛地方军”这一说法呢？
文坛兴起“地方军”
20世纪80年代，杨增光的《黑风景》、李锐的《厚土》等一批陕西作家的写实作品，因集中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特色，被最早命名为“陕军”。后来贾平凹创作出《废都》，陈忠实创作出《白鹿原》，《废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研讨会，“陕军东征”的说法被正式提出。
1996年，中国作协、河北省作协和《小说选刊》，联合召开河北三作家（何申、谈歌和关仁山）作品讨论会，会上翟泰丰提到“三驾马车”的说法；碰巧，同一天的《文学报》发表雷达关于“三驾马车”创作的一篇文章，自此，“三驾马车”的现实主义一举成名。但是，这种命名并不是从创作个性本身加以发掘的，尽管围绕作品开了讨论会，却并没有真正形成冲击波，理论界的真实响应不是那么热烈。“三驾马车”寻求的文学经验不过是回归到现实主义的传统中，没有更大的拓展，也没有和个性的特征结合起来。
1997年12月，《南方文坛》召开东西、鬼子、李冯“广西三剑客”作品讨论会。紧接着，陈晓明在《南方文坛》发表相关文章，“广西三剑客”这一命名很快得到文坛的广泛认同。
2000年7月，陈晓明发表文章《西部有风景宁夏三棵树》，他说：“‘张贤亮是宁夏的一棵大树’，曾经有人这样说，如今在宁夏，三位青年作家风格独具、异彩纷呈的写作又引起国内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们被称为‘宁夏的三棵树’――陈继明、石舒清和金瓯。他们笔下的宁夏已经不同于张贤亮笔下的宁夏。正如‘三棵树’的命名所暗示的，这三位青年作家深深地扎根于本土，他们的写作不是‘全球化写作’，相反，在他们的心中，村庄、城市，土地和人民，这一切本身就是意义丰饶而自足的世界，他们的姿态或沉寂或喧哗，但他们都是从深厚的本土经验中汲取灵感、获得形式和语言，写出了西部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细致的、对人性的体察和思考。所以，‘三棵树’的出现表明了‘新生代’的丰富性，他们补足了年轻一代写作版图上一直较为薄弱的一块，提供了不同于时尚的新的文学作品。”但是，三位作家的作品没有被文坛更广泛地认同，他们的个性特征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此后，各省冒出的“地方军”在媒体此起彼伏：
像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杨争光、红柯等为代表的“陕军”。
以古华、莫应丰、任光椿、孙健忠、叶蔚林、谭谈等，以及后来的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刘舰平、水运宪等为代表的“湘军”。
此外还有“晋军”、“鲁军”、“冀军”、“滇军”、“桂军”、“川军”、“豫军”、“粤军”等等。
三棵树成就一片林
“地方军”对地方文学创作的带动力量有多大呢？
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陈继明表示，“宁夏三棵树”还是代表了当时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对“三棵树”的肯定，激励了宁夏的创作力量，使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从整体上开始受到全国文坛的关注。他们习惯于写民间，写自然，写底层，尤其又身处西部，所以，“三棵树”的提法，有相当的准确性。同时，宁夏作家可能更愿意把它视作来自外界的殷切期望，更愿意像长在荒原上的树那样引人注目。其实，“三棵树”，包括其他作家，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强的创作个性，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丰富和别致的，所以几年之后，这个说法能否和作家完整的创作情况相符就很难说了。而作为“三棵树”之一，他的个人写作并没有受这一命名的影响，包括另外两位作家，他们都在按自身对文学的理解写作。之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花城出版社）等多部作品。
如果当年只是“三棵树”进入了评论家的视野，那么如今的宁夏文坛之繁荣应该用“一片林”来形容了，陈继明说，至少十多个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放在全国比也不差，而且他们的名字在各类报刊上频繁出现。不能不说，“三棵树”从某种程度上对宁夏的文坛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在宁夏，已经形成了一个不错的文学气候。因为“三棵树”都是写短篇小说出身，绝大多数作家不约而同地一上手就在写短篇小说。其实短篇并不好写，不市场化，不讨巧，但他们都在十分认真严肃地摸索短篇小说的写法，而且成绩可观。石舒清曾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石舒清、马宇桢、金瓯、郎伟等的作品集都获得过近几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季栋梁的散文集《和木头说话》、张学东的短篇小说《送一个人上路》也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入围。郭文斌的《大年》等作品在文坛影响也很大。
《黄河文学》主编郭文斌认为，“三棵树”提出来后，宁夏的文坛也有过疑义。但作为概念化的形式，作为一种文坛上运作的方式，也未尝不可。“作为文学上的沟通、表达或作为记载方式，都未尝不可。在当时特定的阶段概括出‘宁夏三棵树’，还是比较准确的。既提供了言说、表达的方便，又能引起大家关注。”郭文斌说，作为他本人来说，并不介意是否被归为某个“圈子”，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对于作家本体来说，概念毕竟是概念。
评价命名后的“三棵树”，郭文斌认为这两年他们在整体上还是处于很明显的提升的势头。这种提法，为最终进入中国文坛前排提供了基础。宁夏文联和作协始终把文学作为一级品牌打造，不遗余力。从体制的角度讲，主流体制对文学的重视，有积极的意义。
陈继明说，李敬泽最早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位青年作家称作“三棵树”，他感到很恰当。宁夏有个地名叫“一棵树”，一棵树能成为一个地名，可见那个地方的荒凉。三位作家在那么干旱荒凉的地方孜孜不倦地写作，对文学有这么深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宁夏青年评论家牛学智却认为，如何命名是要视作品而定的，在他看来，陈继明、石舒清、漠月无疑是现在西北小说丛林中的最突出的代表（金瓯近年来少有作品问世），堪称三棵扎根深厚、枝干强壮、绿叶繁茂的大树，但他们不是一种树，是三种树，是三种个性独立、力量不一般的小说之树。简而言之，要真正认识他们，就必须先拆除东部评论家、理论家对他们已经做出的相当简单的、甚至粗暴的惯性界定――“乡土文学”、“苦难题材”，或者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的“困境”、“异化”、“自我压抑”等等公共化的文学命名。在比较的层面上，石舒清和漠月在审美取向上可能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两个的叙事牛学智称之为“修复性叙事”，超越了具体的“问题意识”，也超越了某种趋同的审美模式。陈继明独树旗帜，他的叙事特点在尖锐的思想上，有强劲的思想力量。
捆绑便于流传 不会束缚手脚
雷达评论“三驾马车”称，如果说前几年他们还有一点点宣传声势上的因素，那么现在他们成熟了，前进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敏锐地观察生活，理性地加以开掘和提炼，其政治高度和思想高度反映时代的本质更加迅捷和准确。现在看“三驾马车”，已经是各自为战的姿态，他们冲出文坛后的整体状态不错，这些年佳作力作不断，关仁山的《天高地厚》，以及最近的《唐山大地震》，谈歌近几年文化探索面很大，既写乡村，也写国有企业，创作出《大厂》、《天下荒年》、《家园笔记》等作品，何琛对乡村的描述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风格不同，并不为“三驾马车”捆住手脚，不一定拉同一辆车。
陈晓明认为，命名有必要和个人的创作特性，同时和当下文学创新的要点和重点结合起来。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的先锋派，并没有权威的认证，但是对于80年代的文学难点有所突破，因此得到了文坛的认可。如何命名都可以，关键要和个人的素质、个人化的风格，个人独特的感悟结合起来，个人发掘地域，而不是地域界定个人。地域被写出了，重点是由个人承载。整个文学还是有传统、当下和对未来的开创，三者应构成动态的关键，应该是当下和未来的开创性，处在文坛的高点，如果处在偏低或中庸的层面，挑战是无效的。
个人化特征远比地方化特征重要
当年文坛的生力军，至今大多也都有很有影响的作品不断问世。比如东西的《后悔录》、陈继明的《一人一个天堂》、关仁山的《天高地厚》等长篇小说，石舒清、鬼子的中、短篇小说等，都是文坛议论的热门话题。孟繁华认为，文坛地方军的说法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指一个地域或一个省份的作家的创作状况。以前对一个省份或地域作家比较集中的现象称作“作家群”，比如“保定作家群”、“山西作家群”等，也有称作流派的，比如“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但在当代中国是否有文学流派，文学史专家和批评家的看法很不相同，所以这些“流派”是否存在还是问题。至于“某某军”的提法，他觉得意义不大。每个作家的创作肯定都有一定的社会、生活背景，有某种很地方化的特征。但这绝不是评价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风光片、风情画就应该是最好的作品了”。这些说法媒体使用得较多，在批评界并不是通说。对于创作而言，作家的个人化特征可能远比地方化特征更重要。所以这些说法可姑妄说之，它可能会满足地方的光荣感和虚荣心，但对文坛的兴盛、对作家自身的创作不能、也不应构成关系。
所以孟繁华认为，最好不要有“地方军”这样的说法。这不仅有“等级的嫌疑”，也有“对作家不尊重的嫌疑”。就像说托尔斯泰是“俄军”、莎士比亚是“英军”、雨果是“法军”、泰戈尔是“印军”等。还有，现在作家的流动性那么大，他们书写的题材和对象很多早已突破了地域、特别是原乡的范畴，能说他们还是什么“军”吗？其实，每个作家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很多优秀的作家都生活在家乡，但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客观地说，不可能所有的作家都到北京生活，反过来说，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有可能是好作家，也有可能是一般的普通作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北京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要比其他地方的作家更容易被关注。这与北京是文化中心，文学教学、研究单位集中、文学批评家集中有很大的关系。北京的文学活动要远多于其他地方，北京的媒体也是全国最发达的。在这个层面上说，其他地方的作家只有成名了，或者真的写出了重要的、有影响的作品才会引起注意，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作家韩石山对“地方军”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所谓惊天动地‘陕军东征’，不就是因为在不太长的时段内，先后出了四五部长篇小说么，值得这么大呼小叫？”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陕西都堪比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就说英国吧，就在1980年前后，马丁・艾米斯出版了《伦敦荒原》，彼得・艾克罗伊德出版了《伦敦大火》，沙尔曼・拉什迪出版了《子夜出生的孩子》，石黑一雄出版了《苍白的丘陵》。这还是我从一本《世界文学简史》上顺手摘来的，这两年英国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不止此数。怎么也没听说那两年英国作家要渡海西征法兰西，更没听说这一两年是英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他还说：“打个肯定不恰当的比喻吧，作家应当是黄继光，一个人照着枪眼扑上去，而不应当是八女投江，几个人抱在一起往江里走。”
“广西三剑客”之一东西也表示，命名对自己的创作没有任何影响，他还是写自己想写的作品。作家在没出名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新奇的命名，可能会引起读者注意，但写作毕竟要回到个体，要以作品跟读者建立联系。如果没有好作品，再好听的名字也炫耀不了几天。
陕西作协副主席贾平凹认为，对于青年作家来讲，不要试图去培养他，因为真正的大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只要是个人才，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也不行，他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写作而来的，我们有时只需要给他提供一块园地或阵地，让他去尽情表现，用作品说话。
韩石山又提到，在各地纷纷组建地方军的时候，从未听说“京军”如何。这是因为“驻京部队”的构成较为复杂，“有的是京字号的，有的是中字号的，中字号的觉得叫京军低了自己的身份，京字号的又觉得亮出京军的旗帜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地方部队。都在情理之中”。“以我之见，不管中字号的还是京字号的，可统称为‘御军’――御林军。俗称不妨叫‘卫戍部队’。我的原意是要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写到这儿，忽然怀疑起自己的想法了。真要将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粉碎了，让一个个作家都像陈忠实、贾平凹那样凭着自己的作品说话，没了这样那样的喧闹与争吵，我们的文坛是不是太寂寞了？”
陈晓明说，一切的行为都是个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对话，还是顺其自然。泰格尔有一句名言：“鲜花是在爱他的手上扼杀的。”本来是长在土地上，如果摘下来放在花瓶供人观赏，必死无疑。人类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人用这个比喻说爱情，创作也是这样，有些作品是被爱他的手扼杀的。文坛总需要热闹，需要有话题、哪怕不恰当的话题，地方军的说法还是属于有建设性的。关键要“有事”，如果连命名的冲动都没有，就很无聊。为什么文坛有一些吵闹的声音，是因为没有理论的冲动，没有命名的那种力量和资源。这就导致以骂街来热闹文坛，媒体左右文坛，如果总是这样，“热闹就成了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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