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意义而言，人是社会性的集体动物即意味着人是以文化群落的集体形态存在的。所谓“文化群落”是指，文化个体对超越其上的超越价值作向上的文化认同，在此个体性的文化认同中，个体自由发展，生成意义，以此达成个体之间以此超越价值为号召的相互认同，这种个体之间相互认同产生的集体形态就是文化群落。
从文化群落的角度来划分，文化群落可以分为乡土文化群落，城市文化群落以及都市文化群落，每一种文化群落依其超越价值的内涵各异而有其独特的文化逻辑。
首先这里涉及三个概念：乡土文化、城市文化以及都市文化。乡土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文化形态，在乡土文化中，文化个体的文化志向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道德（修身）、宗族（齐家）、国家（治国）、民族（平天下）以及礼仪成为整个乡土文化中的超越价值。
城市文化在经济上是以大工业为主的文化形态。许多人认为――并且这一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成了影响甚远的主题――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构成了巨大的颠覆，表面看的确如此，乡土文化中道德宗族等超越价值在城市大工业的机器轰鸣中是无处藏身的，从这一点上看，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然而，从另一角度而言，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又是同一类型的文化。原因在于，城市文化虽然摧毁了乡土文化中以道德宗族为内涵的超越价值，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建立起了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内涵的超越价值。在现实城市社会中，“经济利益”在广大文化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渗透越来越深，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成为文化个体寄予身心的超越价值。
因此，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两者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在都具有稳定的超越价值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真正与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构成断裂的是都市文化。在都市文化中，超越价值――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超越价值――真正“烟消云散”了。
都市文化在经济形式上是以第三产业（服务业）和跨国贸易为主的文化形态。从经济哲学的角度而言，与乡土文化中保守的小农经济相比，第三产业和跨国贸易与城市文化之大工业生产的经济形成是同源的，两者都是以物（物包括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流通为命脉的经济形态，然而两者的区别是尤其关键的。大工业生产中的物的流通是在原材料和制成品（商品）之间的流动，上层利益团体和下层利益团体通过自身真实的劳动，使原材料产生剩余价值，在此剩余价值中凝结着生产个体真实的人生体验，当这种剩余价值在市场交易中变成金钱时，生产个体体验获得了积极的肯定与满足；但在第三产业和跨国贸易中，物的流通变成了制成品与制成品之间的流通，在此形式的流通中，生产者的个体体验以及在此个体体验中所包含的真实人生被匿名处理了，凸显的是对于此个体体验的贩卖。贩卖意味着凝聚在大工业生产中的文化个体体验在根本意义上失去了其有效性――第三产业和跨国贸易的经济形式因此造成了文化个体体验的沙漠。都市文化中没有了深刻的个体体验，因此也不存在从个体体验中涌现出的对于超越价值的真实把握。正如詹姆逊指出的，平面化、无深度以及复制将是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而都市文化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发生场所。
都市文化意味着在终结意义上的超越价值之缺席，落实在文化群落上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实质性的都市文化群落危机，而这种危机在前此乡土文化群落和城市文化群落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都市文化群落危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看似完全相反，但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方面是失群的迷惘。“迷惘”不是英雄式的痛苦，它表达出的是因为遭到遗弃而出自内心的无所着落和焦虑。大都市中，人头攒动，但因为深刻个体经验的缺乏，人失去了向上的认同，人与人无法做出真正的相认，因此即使面面相对也是咫尺千里。事实证明，都市文化为人们强制性划定的空间、堡垒以及渠道并不能使人人相亲，剩下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迷惘。都市文化中个体存在的不幸处境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自身集体性渴求的不能实现。
另一方面是求群的疯狂。都市文化中失群的迷惘令都市文化个体时常处在焦灼的煎熬中，然而，这还不是都市文化群落危机性的全部，更加深刻的危机是从失群的迷惘中所导致的都市文化个体的求群之疯狂。缺失、迷惘等匮乏性体验当然可以从中产生伟大的对于超越价值的真正体认和把握，但这是以超越价值在场为前提的。在都市文化中，超越价值已永远“不在场”，因此失群的迷惘将放弃所有的底限――这种底限就是失群的“迷惘”还包含着对于超越价值的期待，尽管这是一种绝望――一变而为求群的疯狂。
求群的疯狂意味着，在超越价值上无所依傍的都市文化个体为了逃避“迷惘”的追逐，为了缓解在人群中所感到的孤独，孤注一掷地要在这个没有超越价值的都市文化中将一切视为超越价值，认同一切，膜拜一切，全然不去追问其中是否包含着真切的个人体验，目的只有一个，寻找超越价值，寻找他人。于是，在当代都市中出现了看上去种种不可理喻的现象，“追星”、“怀旧”、“恋物癖”、“宠物迷”等等，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荒谬和狂热的交织使身在其外的人大摇其头，其实从都市文化群落的逻辑而言，这正是都市文化中失群的文化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求群之疯狂，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中隐隐传出的是隐秘而又急迫的求群声音。然而，求群的疯狂虽然迫切，但并不能重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群落，因为在求群的疯狂中交织着迷乱、绝望以及无理性，这注定其对于现实语境不能以淡定踏实的心态生发真正深刻的个体体验，而只是抓住了都市文化中无逻辑的“碎片”。以文化“碎片”聚集在一起的文化群落必定是始乱终弃的，这可以由当代都市中表面上热热闹闹转瞬间形同陌人的人际关系做出最好的注解。
以文化“碎片”为号召聚集在一起的都市文化群落造就了新型的文化个体形象。在乡土文化群落中，典型的个体形象是“士志于道”的君子；在城市文化群落中，则成了整日劳作的劳动者；而在都市文化中，典型的文化个体形象成了本雅明所谓的“游手好闲者”。本雅明在阐述波德莱尔的“人群”观念时描述了都市文化中的“游手好闲者”：“街道成了游手好闲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墙壁就是他垫笔记本的书桌，书报亭是他的图书馆；咖啡厅的阶梯是他工作之余向家里俯视的阳台。”“游手好闲者”是都市文化群落文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都市文化群落以都市文化“碎片”为向上认同的对象，单个的“碎片”是易逝的，“碎片”的光彩与激情只能存在于“碎片”的不懈追逐者，而且无比丰富的都市也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文化“碎片”，因此，都市文化群落中的文化个体注定只能游荡在都市森林中，充满热情的观看、行走，期待偶遇的激情，因为一次激情的遭遇可以使他们超越价值缺乏的人生，可以有所寄托，但是很快“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波得莱尔诗），于是他只能再次出发。
“游手好闲”者的出现时时提示着我们都市文化群落的危机，面对危机，视而不见是一种鸵鸟主义，自上而下的压制是一种文化独裁，而以曲易曲的迎合则更是火上浇油的不负责任。正确的立场应该是以直易曲，在娱乐行为（商业）、市政行为（官方）、自发的民俗行为（民间）以及精神创造行为（文化精英）中，体察、探索、把握、发扬都市文化“碎片”中所包含的真正个体体验之端绪，重构都市文化时代的超越价值，使都市中的人们在成功的向上认同和相互认同中重建文化群落，从失群的迷惘和求群的疯狂中醒来。因此，一个都市文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者将是与“游手好闲者”并行在大街广场的另一类“游手好闲者”，只不过他们的职责是唤醒而不是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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