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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董易

2006-04-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骏涛 我有话说

董易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

说起来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那是在1966年的春夏之间,我所在的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来了一位新的负责人,协助唐?先生主持现代组的工作,这位新的负责人就是董易(又名董葆先、董大成、于果)。那时,他刚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为人朴实谦和,显得很低调,但从谈吐中

仍可看出是一位很有涵养且知识功底很深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董鲁安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他本人早年即投身“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7岁就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昆明并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边读书,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党组织“隐蔽精干”的方针,他被疏散到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办学任教,开辟新的革命据点……

董易先生刚来文学所,脚跟尚未站稳,“文化大革命”就起来了,他很自然地成了“牛鬼蛇神”之一,戴着高帽子在学部的大院里被游街示众。1969年,我们一起被流放到学部在河南罗山?息县?明港的“五七干校”。在明港一个废弃的兵营里,董易一家三口栖身在“干校”的“大杂院”里,直到1972年才回京。回京之后,一时没有住房,董易与钱锺书等几位老先生,都临时安排在学部大院的办公楼居住。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他谈起过西南联大的事,感到非常新鲜。事实上,大概谁也不知道,在这之前,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小说已经开了一个头,他先写了几个短篇,“文革”起来后,因为担心被抄家而连累家人,就将这些文稿付之一炬了。

“文革”之后,我调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与董易先生接触的机会少了,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不仅因为在年龄上我们是两代人,更因为他的为人和为文,都堪称师表。董易一向的性格是不显山露水,但一旦做起事情来,却非常认真,非常投入,而且表现出他的扎实的功底。1980年,《文学评论》才复刊两年多,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学界乃至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这个刊物,来稿也很多,但在这一年的第五、六期上,居然用了超常的篇幅,发表了董易的一篇长达4万余字《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的文章。我读过这篇文章的感受是:董易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篇文章真正是厚积薄发的产物,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和学养,单凭一股激情,一种想法,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董易的功底和学养,也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不过他不轻易露底,先前也不为人所知罢了。新近我读到他夫人陈士修女士给我的一篇至今尚未面世的董易的中篇小说手稿《活捉》,真是感慨良多。这篇反映一代京剧名伶坎坷一生的小说,尽管你可以从小说艺术方面指出一些不足,但你无论如何不能不叹服他对梨园界情况之谙熟,他对京剧角色唱念做打、一招一式的细致准确的描写,恐怕今天能企及者不多。它所描写的旧式艺人艰苦敬业、恪尽职守,"认认真真演戏,老老实实做人",虽身处逆境,仍保持民族气节的精神和操守,在今天也不无启示意义。董易生前是个京剧迷,在"干校"的时候,我就见他常来找戏剧大家吴晓铃先生(其时我与吴先生同住一屋),他们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谈戏。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吴先生是助教,又是进步学生团体“群社”的支持者,而董易则是这个团体的牵头人,他们早就相识。董易谦称“自小儿爱听戏,但不懂戏”,实际上他是很懂戏的。

董易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主动提前离休,为的是从事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某一年,我去过他在北京皂君庙的住所,听他说起过在写一部小说,问是什么小说,他只是笑笑,秘而不宣。这部小说直到他三年前去世时都没有人读到过,连同他最亲近的老伴。这就是如今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反映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师生们生活和战斗的长篇小说《流星群》第一、二部《青春的脚步》和《走彝方》。这部小说原计划写三部,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写第三部并对第一、二部进行修改定稿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

这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当然是经过艺术加工和虚构――所撰写的一部生命遗作,一部史诗般的青春之歌;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小说了!

跟如今一些年青人缺少信仰,缺少理想,缺少使命感、责任感迥异,当年以书中的主人公温海绵(其时年方18岁)为代表的一班年青人,真正是充满着青春的理想和激情,以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大潮之中。他们一方面要与日伪周旋抗争,另一方面还要经受得住那些“左”得可爱又可憎的,来自同一营垒的“同志”的误解和伤害,甚至是无端的迫害。就像书中的一个人物,当年联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行之(一名徐有之)四十多年之后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时所感叹的那样:历史的脚步是多么沉重!

在描写西南联大这批年青学生光荣的战斗史时,《流星群》之可贵是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有些“红色经典”,一味地掩饰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特别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和尊严的漠视,而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倡导一种尊重人、了解人、关爱人的人本主义思想,这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贯串于这部小说始终的,就不是一种廉价的革命乐观主义,浅薄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而是一种反思精神,一种求实心态,一种悲怆情调。尽管我们还可以指出,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作者还未敢放开手脚,因而小说在这方面也许写得还不够尖锐,不够深刻,不够酣畅淋漓,因而留下一些遗憾。小说在结构、前后呼应以及人物设置和人物命运的钩沉等方面,都由于未及修订而存在一些缺陷。如果作者不是这么匆忙地告别人世,上苍能够给他多一点时间,那么,读者今天所看到的,就可能是一部关于那段历史的经典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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