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先生逛完书市，有“好译者太少”的感慨（见1月《中华读书报》）。类似的感慨，仅见于《中华读书报》者，我记得去年就数到了三。每一回读，都觉得很惶愧。盖翻译一道，我也学过数年，学得不好。我的劣笔，未必不是发人感慨的译文之一。故每听这样的话，就有穿地而去、不想人见的念头。
“约翰逊字典”
倘把这“编字典的人”，改为“翻译者”，时态由过去变为现在，地点由英国换为中国，那这话几分真，几分假呢？出版社、大学、科研机构的诸公们，可不忙着回答，先摸摸自己的心口吧。
我曾是这倒霉蛋中的一枚。记得前些年译书，若粗用心思，则平均一天的所得，约1500字，一个工作周，得8000余字。换成人民的币，不及500元。税五成一，去约百元；一天八个馒头，去两元；三碟子咸菜，一元；一包劣烟，三元；三杯“膏沫茶”，一元；电脑的损耗，又三元。七扣八减后，一周的净收入，就只300余钱了，不及花楼提茶壶的收入。当然九渊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胜于尝胆，较之街头乞食的苦哈哈，这收入也不算少。
但僧史记古代译经，例有僧场之设。其中有“宣梵本者”，“译语者”，“笔受者”，“缀文”与“润文者”。单看角色之多，就知花费之大。什师设经场于长安，生活豪奢一如王侯；则知虽圣人，也要吃得好饭，才译得好经。一天八个馒头，三碟子咸菜，译文就有菜色，无什师译本的光泽了。五、六十年代译书，千字得20余钱，不必克俭到喝“膏沫”、抽劣烟，全家犹有肉吃。译界有傅雷，岂是偶然呢？如今的物价，去当时30倍不止，但我看眼下的译文，差前贤不过10倍。这个成绩，我是喜而过望了。论事要平恕，喂耗子料，求千里足，岂有此理？
当然译书者，没有为发财的，名也不敢想。指挥家“译”曲谱，照片可上唱片的封面：这曲子是卡拉扬的，那曲子是阿巴斯的。作曲家的名字，反成了陪衬。若论“再创造”，译书是甚于译曲的，但你的照片，连勒口也上不了。你那名字，还招人烦，惹人厌，因它提醒了读者读的是译本。若读书为乐趣，他便怀疑那给人乐趣的精华，你给译丢了大半，他若读原文，原可尽取其精华而归的；倘为做学问，填脚注，你那名字就更要不得：查慎行为康熙捉刀，不闻“御制”的诗前，有冠查某之名者。我偌大的学问，还不能与作者共语么？故引用你译的书时，你的名字，是必欲去之而后可的。
除脑子有病，或为求一饭之饱，或为贡媚于洋作者、好应邀登哈佛之学堂、游巴黎之官厅，如今懂几个洋码的人，竟还有簪笔译书者，不可不谓天下的一奇。五、六十年代，译书除是个营生，还算个“事”。杨周翰译《变形记》、贺麟译黑格尔，学校当轴的诸公，想来是计其为“成果”的。如今不成了。作而不述，否则就下岗。我曾译三流的书，如今做四流的学问。设“亡是公”问我，哪个更要才学，更耗心力，我必答曰“差不多”的。同样是猛榨你的脑瓜子，同样是夹鼻载镜、登陟于藏书楼里。那么哪个更有益呢？这也很难说。起码四流的学问，不及三流的译述。比如我译书的当年，就颇以“传经”自诩，深感是有益于人、有益于世的。如今做学问，不过“得一察焉以自好”而已。有点鸡毛蒜皮的心得，就孔雀照尾、沾沾自喜；了无心得，也得“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以便年终时，好“登记成果”，无聊得很呢！这又何益于人，又何益于世？
译书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读而后喜。于是铺纸吮毫，雕章琢句，兀兀数月、数年的时间，尽力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教、不同风、乃至做古数百年、不能请你登哈佛之学堂，游巴黎之官厅的异乡人（也许他活着时，是和你一样的倒霉蛋），只为同文同种的同胞，与你有同样的喜悦，同样的收获。这样的好人，却谋一饭之饱而不得，求做“猢狲王”亦不见许。生人道尽，我辰安在？
本・琼生（Ben Johnson）说：“世风腐败之处，语言也随之。语言的污烂，是精神生病的标志。”霍尔姆斯（Oliver Holms）谈伊丽莎白时代，说“语言腐烂了，臭气还熏染了一国的良心。都铎时代文风的轻浮，至斯图加特朝，就演为弑君与暴乱”。此即《汉书》说的，“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如今的译文，诚然污烂，脱自译文之模子的新汉语，也无腔无调，信口胡吹，行于不当行，止于不当止，全失了汉语的节奏与动感；词汇之贫乏，不如非洲的土人。译文作孽之大亦甚矣！但谁实为之？
记得四年前，我结束了最后一本书的翻译，时间已是午夜了。望望窗外稀落的灯火，心里很落寞；便打开影印的《约翰逊字典》，找序言读。掩卷后，龚定庵的一首诗突然冒了出来：
狂胪文献耗中年，也是今生后起缘。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
于是陡然一惊：真是“今生后起缘”呀！怎么会走上这么条路，这是去哪的？成功了，无掌声，苦得像牲口，一无报偿。我祖上倒有余财，但我爷爷给我的遗产，只有“地主”的成份；我老婆也无奁资，想“泥她拔金钗”补家计，其奈她的头上，只有根猴皮筋。眼下倒有隔夜的口粮，但再这么下去，磬釜飘尘的日子，只怕不远也。去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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