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墨学通史》，郑杰文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88.00元
在战国时期，墨学和儒学一样，都是当时的显学。后来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了统治地位
为了本书的写作，作者查阅了近三千种古籍，并且，从210余种著作中爬梳出数千条研究资料。在丰富的资料和仔细考索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不少引人注意的见解。
首先，本书重视对墨学产生的考察。在作者看来，今传《墨子》53篇所反映的墨家学说，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形成发展过程。其明显表现就是，在取得社会支持并形成学派后，墨家首先针对世人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攻占侵夺而提出“非攻”学说；非攻学说自墨子中年从事“非攻”活动起，经过了以“义”游说、以“义”“利”游说、以“义”“利”“天志”游说三个阶段，至晚年才最终形成今《墨子・非攻》所载的完善理论。这种以发展观点考察墨子思想的形成过程，澄清了将墨子思想不分前后、混为一谈的简单认识。作者还注意到对墨家学团的研究，提出墨家学团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统一行动规划且实行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准军事化的学术团体。这种学术团体为墨家学说的传播以及使墨家在战国时期处于显学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次，本书将研究的重点置于战国以后，也就是对墨家学说的传播和研究诸问题的探索上。在作者看来，由于儒墨两家在学理上有了更多可沟通处，所以在汉代，不论在黄老占主流思想地位的西汉前期，还是在儒家占思想统治地位的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有更多人主张“儒墨相通”。正是汉代这种“视墨同儒”的学术观念，造成了“墨学中绝”的假相。南北朝时，墨学不再像两汉那样与儒家并称，而是退出了“主流学术”的行列。所以说，墨学长久沉寂的学术局面，是从南北朝开始而不是从秦汉开始的。南朝谈玄崇佛，墨子被崇为道教徒，并谓其有“神怪道术”；北朝灭佛崇儒，论墨时多承两汉魏晋旧说。隋唐思想开放，就墨学的流传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在传儒经之外，亦传含有《墨子》在内的其他诸子书，因而发展到韩愈的“儒墨为用”说；另外一种是继承了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观点，在维护儒学时将“杨、墨”与“释、老”一同作为儒学的对立学说来对待，典型言论是柳宗元的“墨不如佛”。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开启了千余年来的“儒墨为用”之争。“儒墨为用”之争是宋学反汉学的结果。到了明清时期，墨学重兴与抵制心学的“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提倡有关。
特别是，作者注意到西学东渐后，对墨学研究的影响，指出20世纪墨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都赖于借用西方近代研究方法。作者举出20世纪某些“以西框中”来解说墨家思想、解释墨辩逻辑和诠说墨家科技著作失败的例子，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质疑。
再次，作者不仅将审视的目光投注在墨学研究以及墨学与其他学术流派的关系上，而且，注意到《墨子》流传过程中与其它传世文献的联系。在这一方面，作者充分发挥研究的特长，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学术意见。诸如，在墨家与上古典籍的关系问题上，他考证出墨家传《诗》、《书》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系统，提出“梅赜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又如，他考证了魏晋至宋元间，共有三大《墨子》传本系统。最先流传的是《墨子》十六卷七十一篇本；后有乐壹节注《墨子》前十三篇为三卷本；其后又出现《墨子》“治术”之节本，即唐人魏征《群书治要》之《墨子治要》所据本。诸如此类的细密考证，从墨学的传世文献研究的角度，加深了对墨学传播特点的认识。这种研究启示我们，对墨学思想的历史考察与墨学传世文献的探讨，需要同步进行。二者有机结合，才会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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